料的价格。[8] 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 。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王丰、康文林）等作简要陈述，由黄宗智、武雅士（Arthur wolf）、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提出批评，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又展开一轮反击与回应。[10] 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9篇，主要论战如下。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涵化（involution）：18世纪英国与中国》[11] 指出，彭氏所论似乎很有吸引力，既提出了欧洲中心论者习惯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也提出了为什么英国没有象中国那样走上集约内涵化的道路。但彭氏没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而是依赖二手材料与成果。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内涵化没有高低之别，黄氏诘难其论述无视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论。劳动集约化程度长江三角洲高于英国，这是由农业类型及其特征所决定的。内涵化农业阻碍了大规模农场节省劳力型资本化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同时，家庭农场兼家庭工业的生产单位也阻碍了原始工业与近代工业中的节省劳力型资本化。彭氏所论人口与资源压力，1800年长江三角洲并不比英国高，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三角洲的内涵化。黄氏还对李中清人口论提出了商榷。

黄氏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长江三角洲，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1800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体现在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

欧洲史专家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12] 一文，以R. Brenner七八十年代旧作所论英国独有的农业资本主义基础上，详实比较了英国和江南农业特别是谷物生产。其中心论点是：1500-1750年间，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导致根本性的分流，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足的地区，而长江三角洲则日趋贫困。美洲对英国的贡献尽管非常巨大，但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导致分流的原因，他们归结于英国与众不同的社会-财产关系体制，不仅与长江三角洲有异，也与英国中世纪不同，与1500-1800年欧洲大多数地区也不同。后三个地区的经济沿着马尔萨斯道路演进，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由有产农民和统治阶级所主导，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掠夺农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这些经济体通常的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生活水准降低。英国经济避免了这种命运，因为近代初期，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而代之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掠夺，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场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因此，与长江三角洲形成对照（并且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经济在17世纪早期至1850年间的长时段中，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GDP上升。英国通过斯密道路成功走向工业革命。

彭慕兰以《超越东西二元论：18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的重新定位》作了回应，并另作长文专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13] 。他认为黄宗智的评论，第一是基本曲解了彭氏观点及部分支撑论据，第二，黄氏评论的中心，仍然认为他1990年的著作是理解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好的框架，他既不理会对该书的批评，也忽视了新的欧亚研究的丰富成果，第三，黄氏几乎缺乏18世纪的数据，而依靠时间跨度的延展来推论，不顾18世纪与19世纪及以后的差异：人口增长与否，政局稳定与否，生态稳定还是危机，此外还有技术变化。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的长文中，彭慕兰的结论不变，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纪，而在下一世纪；不是始于农场，而是来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有关交流的评论》[14] 同意这样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试图证明其观点的错误与缺陷。他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最后他强调，既使所有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那就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innovations）, 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其弦外之音是，即使经济落后，也不影响突发性的革命，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不在乎经济发展水平孰高孰低。

彭慕兰著作论文牵涉面广，来自各方面的评论不少。如麦克法兰作了两篇评论大分流的论文[15] ，他认为欧亚两端的差异，远比彭慕兰等所论及的两百年更深远，也不限于经济或社会因素，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各层面。他比较印、英、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过分热衷18世纪，会掩盖真正的差异。

李中清等的主要观点是，中西之间的人口历史与模式，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论的类型区别，和欧洲一样，中国也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驱动”模式，而不是“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构成的“死亡驱动”。中国存在一种集体主义抑制，从传统时期的家族主义控制生育，到当代国家控制生育（计划生育），可谓一脉相承。这成为彭慕兰人口解释的主要支撑。黄宗智围绕溺婴（主要是女婴）现象展开讨论，认为溺现象是因为贫困与生存压力，清代正是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强化的时期，溺婴成为18世纪社会危机的征候之一。黄氏诘难对方人口解释的动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16] 一文回应了黄宗智的批评。李中清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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