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重[17] 的成果表明，人口压力在清代并不存在，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且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溺婴现象在宋代就有明确的记载，并非生存困境所致，而是生育控制的传统之一。针对被误解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式抑制”来张显原有观点。

武雅士《后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迹象吗？》[18] 质疑李中清等的成果，也包括赵中维等的成果。他的主要依据是其1980-1981年的调查数据，以此质疑对方有关中国低婚姻生育率的数据基础。置此不论，武氏认为应该能找到比对方所谓有计划的生育控制（“晚开始，早停止，长间隔”及“产后堕胎”）更合理的解释。他还认为中国人的低婚姻生育率，不是由于生育控制，而是由于贫困与生存压力。他坚信“大多数中国夫妻希望儿子越多越好”，其分析结果是中国具有“高生育率”。武雅士在专注于争辩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点恰恰证明了李中清的观点。因为武雅士的调查对象，正是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确立的断裂时期，从而也就意味着当时没有集体主义的生育制约（相反是集体主义下鼓励生育的时期），生育率就高，反之，生育率会得到有效控制。无怪乎康文林等就要不要回应其陈旧的看法，犹豫再三。《旧瓶装新酒：转型前中国出生率》[19] 集中回应了武雅士所批评的三个内容：转型前婚育率水平；人口再生产行为模式；贫困与中国婚内低生育。李中清以《历史上的生育控制：答武雅士》[20] 也简短地作了回应。除了说明数据的确凿无误并指陈对方的曲解与失误之外，李中清强调，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学者与官员就已关注人口问题，虽然传统中国文化宣扬多子多福，但相反的思想与实践同样流传广泛，同样重要。推断中国人生儿育女总是希望多多益善，不存在审慎的生育控制行为，这是不明智的。应该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民生育的强烈愿望，可能会误导人们理解传统中国生育观念，李中清的苦心并非多余。

在几次交锋中，争辩容易出现的倾向也不时显示出来，如曲解对方观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抓住细节的争辩而忽略主要论点，等等，亦不无偏颇之论。对于资料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如对方行有关江南农民消费的成果[21] ，彭氏和黄氏都从不同角度来引伸自己的观点；又如双方所倚重的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也是各有取舍，而没有考虑到李氏前后期观点的发展。但是暇不掩玉，这是一场富有收获的学术争鸣，尤其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可以说是一次对已国际学坛成果的全面回顾、总结与提高。 三、研究范式转换

新视角下的比较研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是由西方长期主导世界的实际在学术领域的折射，它将世界分为“西方与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与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必然的演进历程，其他民族与地区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走过来的，而且还将沿着西方的轨迹走下去。学术研究也以欧洲模式来套用和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这是由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弗兰克所形容的，始终是在“欧洲路灯”下了望。

在观念上，学者们对西方中心论早已心存抵触，但在理论与方法上，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这一学术轨道。如果不从范式与体系上进行理论反思与重构，观念上的反西方中心论，只能流于空泛，甚至回归。但研究范式的突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

所谓范式（paradigm，又译规范），从托马斯库恩所论中可以界定为：某一（某些）学科领域中学者们所遵循的共识性的研究基础与准则，包括概念、理论与方法，也包括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操作规程与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指导研究活动和科学探索的学术平台。范式具有认识的定向作用，会形成思维定式。不同范式之下，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结果。正如黄宗智（1992）所论，“规范认识”（ 范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力，不仅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不去想什么，并且往往构成人们论战的共同前提和基本出发点。而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规性范式，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范式在学术竞争中演进发展，主流范式受到新范式的辩论、挑战、修正以至替代，科学革命由此产生[22] 。加州学派不仅突破了不少传统成见，而且可望推动新的范式萌生，至少在以下几点表现突出。

1、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一：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

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都认为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加州学派与其他学者的新成果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由西方推动的。

彭慕兰指出，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在欧洲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弗兰克走得更远，“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 。他无情地推翻自己的旧有观点，早期他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其“中心—外围”模式[23] 认为，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一体系的外围，依附于体系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在交换关系中受到西方垄断势力的剥削。1500年后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转变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98年他的著作《白银资本》有了重大改变。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欧洲兴起的三百年，被弗兰克诠释为亚洲霸权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24] 的发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通过挖掘英文、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对19世纪以前东南亚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官方对外贸的不重视，中文文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大低估，18世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了。[25] 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至少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资料，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2、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二：多元论取代单元论。

世界体系的非欧洲中心推动论，受历史实际的局限很大，起码历史时段在近代史上的作为有限，而多元论取代欧洲模式单元论则有相当大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是更本质的挑战。在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单元论认为，人类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规律与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就是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的，换言之，欧洲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民族概莫能外。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就认为，西方之外的地区，通过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走上工业化与近代化，忽略了这些地区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完整性及其演进轨迹。西方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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