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处。）江恂之子江德景（1751或1752—1793，译注：原文误为江德重），乾隆四十四年（1779）殿试高中榜眼，坐到御史。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注：《国朝耆献类徵》，卷十七，页51a。）十五人中的其他人， 依照《扬州画舫录》的记载他们不是诗人就是艺品行家。
 
　　史料的记载不乏关于身份较低商人之社会流动，特别是李氏的家族史中透露了传统伦理教育及家庭内价值观的变化。李家的奠基者李茂在十七世纪中叶致富，（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三，页26b—27a。）在他四个儿子中，三个坐过官。长子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随后成为知府；第二个儿子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试用举人，随后在北京当“行走”；（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页20b—22b。关于功名录，见于李天祐与李天祥名下。）最年轻的在朝廷买了个小官（鸿胪寺丞）。（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页8b，捐官名册，见李天祚名下。）李茂的盐商事业传给了第三子李天祈。因为李天祈天性人厚，他在地方救济事业就耗费了六万两。在李茂死后分家产时，长子与次子都报怨李天祈过度挥霍，后者因此拒拿自己的那份遗产，结果其他的三兄弟都很富有，唯独他一贫如洗，他的小弟将一半的财产分给他，但仍然被他拒绝。接下来的几年，李天祈自称是“懒仙”，并曾作四言绝句描述自己的心情：“门外一湾流水，窗前几树梅华，兴至典衣沽酒，闲来扫叶烹茶。”他的第二个太太胡氏后业成了寡妇，靠他持家以抚养二子成人。在她死时告诫他的小儿子李道南说：“（虽贫）还是读书”。（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六，页19a—b；卷五一，页10a—b。）此后李道南的厅堂就是以他母亲最后的留言来命名，他最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59）时中进士，他在退休至过逝时任乡村教师。他和他的哥哥除了教育亲戚之外，拒绝与有钱人以及他们从事盐商的堂兄弟来往（这位堂兄弟是李天祈续弦后所领养的义子）。李氏家族只有这一房转型成小官和士人。（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页12b—13b。李道南的堂兄弟中至少有三位透过捐纳获官，李宏汉，一位知府；李宏汧，一位知县；李宏潞，刑部郎中。）
 
　　李家也许可以代表盐商中顽固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曾经造出户部尚书曹文植（1735—1798）以及内阁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的曹家，也许可以代表最谨慎和最实际的两淮盐商。虽然曹家在曹景宸（1707—1776）的父亲曹世昌时，已在河南的东南部经营盐业贸易，但曹家直到他这代才致富；（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附录，〈先文敏公行状〉，页1a。）当曹景宸的兄弟成为生员时，他决定要作一个全职的商人，为了就是如他所云的“一儒一买，自当分任其责”。（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先大夫枫亭公行状〉，页6a—12a。 ）因为他在扬州非常精明干练，一些年后曹景宸建立起自己庞大的财富，以致其父亲退休时可以衣锦还乡。虽然他早年时已是小康之家，但他们坚信家庭分工的策略。因此他要大儿子去扬州学习从事盐商，要二儿子在歙县管理家计，而全力培养聪明的小儿子曹文植从事举子业。经年地与长江下游的士人联系后，曹文植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二十五岁的龄高中进士，这正是归功于这种家庭分工的策略。（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祭程恭人文〉，页12a—14a。）曹文植在五十时任户部尚书。他即使在仕途一路平坦时，自己也像他谨慎的父亲一样，要他的大儿子到扬州跟堂兄弟学作盐商，（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祭程鹤林表弟文〉，页22b—23a。）而把自己的小儿子曹振镛带在身边。（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附录。）因为北京和长江下游绝佳的文风，造就了曹振镛于乾隆四十六（1781）时考中进士。他最后在道光十年时爬到顶峰，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过世。约有四分之一世纪戡称是皇帝的亲信，又是最有权势的阁员（minsters）。他的政治见解保守，但是个性廉洁。其他曹家的成年男子要不是拥有官衔的盐商，要不然就是下层的士大夫。
 
　　因为篇幅的限制，在此无法将其他盐商的家庭作一简述，不过我们可以保守的说，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方面，最终是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份愈来愈淡。这样的社会变质过程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因为除了勤勉聪明的条件之外，还要有好运，才能在上层的科举考试中成功，并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人或更少的运商和场商的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居然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各处。同时期全国进士人数的总数是16，067人。参见房兆楹、杜联诘，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哈佛燕京学社，1941），表页15—16，若科学地估计这时期中国的人口，则两淮盐商家庭中举的高比例是很明显地。）这是因为除了有一流的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外，盐商家庭的子弟也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可以从当时专为其子弟创办的三个书院山长（？）都是名士可知。（注：例如，安定书院的山长就包括了有名学者杭世骏（1696—1773）、名诗人与戏曲家蒋士铨（1725—1785）以及重要的史家与诗人赵翼（1723—1815）。梅花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就是当代著名的古文大师姚鼐（1723—1815）。见嘉庆《扬州府志》（嘉庆十五年［1810］刊本），卷九，各处。）除了科举的管道外，盐商家庭成员也可以透过盐商捐纳获官，程梦蛟和江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总计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间（1644—1802 ）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透过捐纳得官。（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各处。）
 
　　盐商中有相当多数的人虽有智识的天份，但是因为科举考场运气不佳，或是他们宁愿过著较悠闲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作文人而非当官。上层士大夫当然可以打入政治权力的结构中，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之超过其他族人。然而，严格说起来文人虽非统治阶级，但是也有其正式的社会力量，在《儒林外史》中有钱、好斗又狂妄的匡超人，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会惊讶佩服穷诗人牛布衣这样的人，仍然能够操纵政学界，让他这时才了解到在官员和上层士大夫这样迷人的社交圈外，还有另一种名气团体的存在？（注：该书之第十七章与十八章。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于当时衡量社会名声最重要的标准不是钱，而是政治和文学的名声，盐商家庭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循著这种单一而且几乎是固定的管道。
 
　　回到资本累积的问题上，我们很容易地理解像盐商家庭这般大量消费以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的生活形态，对他们的家庭资源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沉重的消耗。对一个富有家庭来说，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等同于那些把自己塑造如同文人一样，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只不过是寄生虫。当然如果有人当官之后是能够增加家庭的名声，但不必然地就是家庭的财富。实际上，盐商出身的官员往往是品味甚高的高消费者，而非财富的创造者。一个官员若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改进家庭的经济状况。若是一个从盐商家庭出身的官员，因为意识到他的社会出身，他会极端地注意到提高自己家庭的名声，所以很自然地程家和江家退休后会致力于赞助学术，或成为藏书家或艺品行家。这绝不是偶然的，像曹振镛出身富有的盐商家庭，却可以廉洁一生，所以他死后可得到人人想要的谥号（文正）。他们的生活型态和社会流动，并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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