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其次，在国家现行的管理体制中，至今仍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来具体管理指导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指导的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严重剥夺了农村劳动力在更广阔空间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农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外出务工人员，都严重缺乏基本的、应有的社会和劳动保障措施，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13].

　　（三）社会歧视与过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
　　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别的时候，就可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具体反映为职业选择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资本获得较低的报酬。社会问题经济学认为，歧视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对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对待。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非市场歧视（社会歧视、教育歧视）。
　　而歧视的根源则来自于市场的不完美（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竞争）和人类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视偏好）。西方国家受歧视的对象主要是种族和性别，我国被歧视的对象主要是基于城乡差别、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和女性。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是农民受歧视的明证。而每年成千上万转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受到的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则是农民工就业歧视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农民受歧视的缩影[14].我国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二是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后者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经济学意义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联系的概念，指获得收益的代价。选择外出务工是农民做出的关于如何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同样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务工收益最大化的决策[15].农民外出就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表3是我们参考河南省农调队课题组的统计方法，利用问卷调查资料所得到的关于被调查农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们透视出，在社会歧视的巨大压力下，57.3%的净收益率使千百万农民工依然义无反顾，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冲破重重障碍，积极寻求外出就业机会。但农民工外出的经济成本却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费，同时又要放弃在家乡获得收入的机会，总成本高达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机会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会歧视下的较高的就业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我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确立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多元城镇化发展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等劳动力大容量转移的政策方针，是积极、稳妥、有序地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战略保障。
　　（一）政府作为是农民工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前提
　　农民工虽然是一支较不稳定但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极易产生较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可以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需要以各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才能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才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建设[16].所以，农民工拉动社会经济发展力量的正负取决于政府的是否作为以及如何作为。此外，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过程，是当前农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民工问题对于政府来讲是阶段性阵痛，几十年后，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结构性稳定地释放到大、中、小城市（镇）后，农民工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劳动工人），所以，对于政府来讲，应该看清这个趋势，顺应历史潮流，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权利，以尽量缩短农民城市化的过程。
　　（二）消除障碍性制度，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进程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民工要达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从表象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最直接的阻碍是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职业和角色的分离。
　　但从更深层次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歧视也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认同和靠拢，这种社会歧视不仅来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体，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规定下来，从而转化为区域制度性歧视[17-18].对于政府而言，只有积极主动消解障碍性制度，为人口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和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
　　（三）形成"推-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
　　大力发展工业化，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动的"推-拉"机制，对于我国完成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决定意义。大多城市化较为成功的西方国家也都是工业化先行的国家，农民离农主要是受到城市（镇）强大的吸引力所致。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间都是相互依赖、互为推动，最终迈向现代化。而我国农民非农化比较典型的是农村对劳动力的挤压式转移。农民仅仅是被农业"推出"土地，但他们"离土不离乡"不会成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会成为稳定的城市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仅完成一半。所以必须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吸引他们，形成完整的"推-拉"机制，走出农村的农民才有可能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成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
　　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性，决定了在城市现代化大工业没有建立时，应当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以缓解劳动力向城市超快转移造成的就业压力，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准备条件。
　　工业化时常落后于城市化，这样，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寻求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城市化，劳动力资源不足也会限制经济高速、良性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关键阶段，大江南北涌动的"民工潮"表明工业发展已经落后于城市化，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扶持农民发展乡村工业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涌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胶东模式"等遍地开花，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同数百年前英国的"原工业"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会改写农村"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历史，还预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的崭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
　　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城市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对待人口流动的态度对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后没有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从而限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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