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了《战略》之愿，“雄赳赳气昂昂打过鸭绿江”，又能怎么样？莫非把   美国国际长话的单价也提高他 5 倍，就可以“振兴中华”？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略》在论述国家基础信息网的优越性时说，政府统一掌握了基础信息网，可以象美   国小贝尔“揉搓” AT&T 一样，“在种种环节上，限制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和业务纵深，保护民族工业”。《战略》有没有搞   错，小贝尔“揉搓” AT&T 和 MCI 等长途电话公司的结果，是美国居民和企业客户为市话的垄断“买单”；而《战略》理想的   国家基础电信网要在中国的电信市场上“揉搓”跨国电信公司，最终可是要中国的电信客户额外付帐。名曰“揉搓”外国公司，   讲到底主要还是“揉搓”咱们中国人。上文已经指出，电信网络“揉搓”电信服务在经济上唯一的“成果”就是电信成本昂贵。   如是，所有利用电信服务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都将受损。这样的招数，偏偏要叫什么“保护民族工业”！爱国非要爱到这步田地   ，中国受得了吗？

　　言归正传，我的论点是，狼还是不狼的，实在不能以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来划线。决定   性的因素是市场规则：是开放竞争，还是行政性独家垄断。我的判定很简单，谁绝对排他地独占市场，谁就是市场上的“狼”。   本来经过二十世纪的革命和改革，中国已经确立了可以得到有效执行的国家主权地位，也大致构架了反对市场垄断取利的法律框   架。有了这两条，中国发展电信产业的主要危险就不是什么“外国跨国公司大举进攻”，而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在“保护民族工   业“的大牌子下拖住中国电信业开放竞争的步伐。这不但使中国电信坐失主动改革的良机，而且使中国失去发展其他有竞争潜力   的电信企业的现实可能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电信业与国际电信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电信业在世界上更没有竞争地位   。

　　数网分立和分步开放：中国电信业开放的现实起点

　　以上对《战略》和《再论》评论和批评，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说明，统一而排斥竞争的所谓国家基础信息网   络不可行，分立而互不竞争的电信广电两网并存也不可行。可行的路线在作者看来就是一条：完成我国电信网络资源的公司化改   组，分步对内对外开放市场竞争。

　　我认为制定电信战略的基本论点，是理解如果电信网络不对市场开放，所谓开放电信服务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这源于电信业的经济特性。电信的前身就是传统通讯，再追溯上去，传统通讯的前身恐怕就是人们咬耳朵互相传话。这就是说，   现代电信业无非就是利用电子技术满足人类传递各种信息的需要。因此，电信业的基本功能是传输，特别是双向传输。电信业派   生的所有技术开发、设备制造和种种服务，都是围绕传输的。传输的载体是什么？就是网络。在物理上，就是由各类声电转换器   、集成电路、信号放大器、线路系统或无线系统、以及各类接受装置组成的复杂系统。没有网络，何来传输？而没有传输，电信   业任何派生的技术、设备和服务都毫无意义。

　　由于网络系统越来越复杂，所以它可以在技术上分级。比如分成接入网、主干网、基础网等等。从经济上来看   ，越是基础的网络，也就是构成其他次级网络执行传输功能的网络，就越具有致命的重要性。因为离开了基础网络，任何其他次   级网络和各类派生的电信服务，统统将成为摆设。

　　在经济模式上，如果把电信基础网络资源置于市场竞争的框架之外，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无法经济地利用这部   分最稀缺的资源。更严重的是，由于基础网络的“基础”性，它的不经济利用将传导给所有其他次级网络和服务。最严重的问题   是，如果其他次级网络和服务是竞争的，而基础网络是垄断的，势必形成“多家竞争者围绕一个垄断者”的局面，结果，竞争者   之间的“寻租竞争”不可避免，最终可能抵销电信服务开放市场竞争（为争取客户展开的价格和服务质量竞争）带给电信系统的   效益。

　　所以，基础网络必须开放市场竞争。基础网络不开放，所谓电信服务的竞争没有实际意义。其实，各国电信改   革的实践，已经将上述结论写得明明白白。美国开放长途电话，从允许各大公司自建微波通讯网开始，就是长途电话网络开放竞   争。如果仅仅允许各大公司自营“电信服务”，但必须租用 AT&T 的长途话网，那美国到今天也不会有什么电信开放。香港从   市话入手改革电信业，一上手增发市话经营牌，并法令香港电讯出租线路。但随即就增发固网商营业执照，允许数家公司建立并   经营市话网络。什么道理？就是没有网络的竞争，不会有什么电信服务的竞争。

　　中国自己的经验也可以验证这一论点。国务院当年批准中国联通成立，为什么要同时批准其利用铁道部的专线   ？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可竞争性利用的电信网络。中国联通后来主要开发手机业务，也只有在自建了无线网络之后才成   为现实。联通的实际业务进展不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联通的网络太弱。不过反过来讲，要是联通连这个网络也没有，而是按照   “网络一家，服务竞争”的美妙模式，那么中国决达不到今天的手机服务开放竞争的水平。另一个例子是，目前我国的呼机服务   业务达到了较高的开放程度，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存在着中国电信以外的传呼机发射网。要是格守“只准向中国电信租借网络”   的教条，今天全国会不会有 6000 万呼机用户？这些局部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表明，在“数网竞争奠定电信服务开放”这一题目下，   中国实在没有必要背全球电信开放的进步潮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

　　要注意，我的论点不是每种电信服务都必须自建自己的网络，而是必须有可竞争进入（和退出）的数网并争的   架构可供电信服务商选择。从技术上讲，电信服务可以租借别人的网络。从经济上看，在现有网络供给能力过剩的条件下，只要   租价合理，“以租代建”就是合算的。但是，必须知道，在只有一个出租者（或者只准一个出租者合法存在）的条件下，由于不   存在（或不准存在）出租者之间的竞争，就没有产生租金合理化的机制。于是，“租不如建”。如果法律允许别人另起炉灶修建   网络，那么甚至在新的网络建成之前，网络的租金价格就可能下降，因为原来那个唯一的出租者，面临自己的网络能力过剩，客   户被潜在的网络商“抢”走的威胁。市场的力量会迫使它坐到网络租借的谈判桌旁来，并进行竞争性的讨价还价。

　　因此，本文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只要数网并存的权利是合法的，各方电信服务商反而更容易达成利用既有网络   能力的合约，网络的租金水平可以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电信服务的成本。与此相映对照，“独家基础信息网”才是现有网络资   源无法充分有效利用的体制根源。

　　值得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不但应该确立数网并存的权利结构，而且具备了确立数网并存、数网竞争格局的现   实条件。首先，除了中国电信的有线无线通讯网络之外，具有全国意义的电讯网络还有广电系统的宽带有线电视传输网络，铁道   、电力、石油等多个部门的专用通讯网，以及联通近年建设起来的无线通讯网等等。所有这些网络，第一已经存在，不需要象美   国和香港那样要等到电信开放后再完全开始重建。第二已经“分立”，并不是由一家统管。当然，这种“分立”是一种“行政性   的分立”，即排斥市场原则的、彼此基本不展开竞争的“分立”   （联通与邮电的无线电话竞争除外），需要在改革中完成向市场性分立的转型。因此，在中国奠定一个竞争性的数网并存的架构   ，主要成本并不是物理上完全重新建几个网络的成本，而首先是体制改革的转型成本。

　　其次，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一方面基础投资的技术变化周期、网络更新周期和投资回   收周期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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