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合资公司达成的4.5亿美元的出口通讯卫星合同。这颗卫星由中国运载火箭发射，以便在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再到巴基斯坦的上空建立移动电话网。而白宫这么做的根据却是莫须有的，甚至中国企业在这家公司中占了51％的股份也成为了它这么做的一个理由。克林顿政府还决定，从3月15日开始，将出口卫星的审批权重新从商务部收回到国务院军工贸易控制办公室。

1999年3月美国众议员考克斯抛出了他的报告,断言20年来中国一直通过间谍手段获取美国的军事科技情报。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尔比宣布,准备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窃取美国高技术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调查。3月6日《纽约时报》公开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用于多弹头导弹上的W88微缩核弹头的秘密图纸，说中国1990年至1995年进行核试验时使用的小型弹头几乎都是它的复制品，并声称中国仍在美国开展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也不甘寂寞，克林顿的能源部长理查森3月8日宣布，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台湾华人科学家李文和因不遵守保密规则，1988年去香港参加研讨会时曾与外国官员接触而被解雇。3月9日，戈尔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以前的某个政府任期内窃取美国的核秘密”。直到1999年11月，克林顿为了促使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前与美国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才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放宽对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改革20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军工企业也是如此，技术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它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果美国能够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改变对中国的技术贸易歧视，取消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障碍；并在国际高技术市场上给予中国军工企业与西方各国同等的商务地位，那么这也就是中国军工产业“入世”后的最大机遇了。然而，这一可能难以令人乐观。

二

1980年代以前，中国军工产业除了少数援外产品外，主要满足国内需要。从60年代开始，中国同时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示威不示弱的对策。军队按照打大仗、早打仗的标准进行装备并大办民兵师，使得军工产业满负荷运转。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百万大裁军，并一度将人民武装部归地方建制。从80 年代初起，中国军工产业开始出口少量武器装备，以缓解国内需求急剧减少所造成的供求失衡。 但在美国的打压下， 中国军工产品出口8 0 年代中期后即呈递减趋势，1991出口合同成交额由1987年的20多亿美元降至6亿美元，此后几年始终没有超过10亿美元。这不仅与美国当时近200亿美元的军火出口额天差地别，而且与其他军品出口国相比也微不足道，中国军工产业只好通过大规模的军转民来维持生存。

从1992 年起，中国参加了历次联合国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同年2 月，承诺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当时的准则和参数。1994年10月，中方重申这一承诺，承担了不出口内在性能至少达到300公里射程和500 公斤有效载荷的地对地导弹的义务。1990年9月，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严格控制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出口管理措施；1995 年12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并根据该条例于1996 年6月发布了《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有关化学品进出口由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指定专门的公司经营。1994 年12 月，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关于暂停出口杀伤人员地雷决议的协商。1996 年4 月，中国政府郑重宣布暂停出口不符合《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新修订的“地雷议定书”所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然而1994年6月，克林顿却以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与人权问题脱钩为由，宣布禁止进口中国的枪支。这一既违反国际贸易惯例又违背中美双方承诺的做法，使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的一批轻武器企业陷入了破产边缘。

中国军工产业经过60、70年代的仿制、创新和自主开发，已经具备了向国际市场出口较高技术含量军品及其相关产品的能力。白宫在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中国轻武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在较高技术含量军品及其相关产品出口方面实行“自我限制”。1997 年5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国核出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中国出口的核材料、核设备及其相关技术，均不得提供给或用于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并对与核有关的双用途物资的出口作出了严格规定。9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规定不得向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任何帮助；核出口由国务院指定的单位专营，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均不得经营；国家对核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1998年6月10 日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对与核有关的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实行严格控制。199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颁布，规定中国的武器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境内一切军品转让均由政府授权的部门和经政府批准注册的公司对外经营，这些部门和公司须严格按照政府批准的项目从事经营活动；军品转让合同，需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才能生效，重大武器的出口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显然，美国对中国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军品出口予以歧视和排斥，战略意图在于遏制中国军工产业的发展，使之主业趋于萎缩，而成为民品产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积极推动自己军工产品的出口，改善中国军工技术贸易环境，使中国军工技术进出口不再受或者少受非贸易因素的限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利于中国军工贸易的国际化。1999年11月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签署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埃及国防部正式签署并立即生效了关于向埃及A01飞机制造厂出口K8E型飞机生产线的合同，合同总金额约3.45亿美元，其中5600万美元为A01飞机制造厂的转包费。中国通过提供散件、原材料、技术培训和专家支持，与该厂合作生产80架K8E型飞机，向埃及空军提供整个K8E机队的售后服务；并通过提供软硬件的方式在埃及建立五个飞机设计研究室。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由出口航空产品、修理线和专业生产线向出口飞机生产线的飞跃，迈出了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飞机生产线的第一步。

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五大军工产业作为不对外开放产业，按理说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因为军工产业作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只有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而在国内需求有限的情况下，不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就难以获得规模效益。瑞典SAAB系列战斗机，因为采用了鸭式结构，被认为是过于超前，只能装备本国空军而打不开外销渠道，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研制的欧洲战斗机，虽然订出了620架，但不足以弥补高达69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费用，结果举步维艰。多预研少生产，虽然可以避免亏损，但势必影响军工产品特别是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因为很多技术问题只有通过实际研制才能发现和克服。因此，美国、过去的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都是通过开发一代武器，然后大量向国际市场销售，赚了钱后再开发第二代的方式来滚动发展的。中国军工产业如果不能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将新型军工产品大量打入国际市场，进一步研制就会难以为继，不得不继续实施军转民。

海湾战争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后，美国等军火出口大国大肆宣扬唯高技术武器论，使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含量武器销售更加困难，而中国的高技术武器出口又受到了各种多边和双边条约的限制。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还使它可以运用政治、外交手段来帮助本国军火商与中国的军工企业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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