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

　　作者主张以建设新的大都会为主攻方向，以扩建已有的大都会和发展中小城市为辅，两翼齐飞。建设新的大都会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将迅速扩大内需，消化掉我国全部的“过剩”生产能力。为了容纳5亿农村来的新移民，为了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都会，需要实行下面几项政策。

　　第一，由中央和各省政府协调，制定一个能容纳5亿农村移民的30年新城建设蓝图。力争在30年里新建或扩建100个5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集中在10个左右的新的大都会地区。

　　第二，新城规划的第一步是远期的水源论证，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造出缺水的危城了。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不同，我国今日城市建设是有计划的。计划的基础是：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中国未来人口的上限是15亿，而且农民必然将降低到1亿以下。这样，我们对未来30年的城市总人口是心中有数的，对国土上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当然顺理成章。

　　第三，新城市应当以中线为主，规划在距离老城不太远的地方，依托老城的经济基础，逐渐成为新的大都会区的一部分，带动我国中线地区的发展。新城是新的大都会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不仅水源论证是重要的，新大都会的规划也应当先行。石家庄与郑州之间，郑州与武汉之间，武汉与长沙之间，长沙与南宁之间，依托老城，沿此中线至少可以规划四个以新老城市为主的新大都会地区。新的大都会布局主要考虑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以促进我国“中线”城市带的发展，并与东线已有的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群平行。东线与中线之间的连接距离比较短，有利于有机的横向联系。中线地区大城市少，是经济发展迟缓、农村矛盾较深的原因。大力建设新城市，我国就会出现新的大都会地区，就能容纳大量乡下来的新移民，并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

　　第四，以汽车社会为基础，对新城的建设提出严格的、现代化的规划要求，并以法律形式把基本的城市规划要求固定下来。中国土地辽阔，汽车社会能让中国人快速地“动”起来。

　　赶上美国的汽车经济，成为世界上生产汽车和拥有汽车量最大的民族，让全国人民熟悉和热爱机械。我国不是荷兰、更不是新加坡，这个目标不必再争论了。什么是基本的城市规划要求？新城市再也不能建设画地为牢的大型封闭式“居民小区”，大型居民区里不能拒绝城市公共道路。我们也绝不能再“制造”像城墙那样半封闭的“环路城市”。要制定城建规划法律，在每隔一段能步行的距离里（比如200米）必须修建一条道路（比如50米），让城市形成“井”字状“街区”，让城市能自由扩张，让堵车成为历史。新城的给排水也必须法规化。

　　每当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下水道里拍摄的警匪片，作者会感叹他们早年的城市规划。铺设大型排水管，一劳永逸地方便一切管线的建设和检修，从此再也不用给道路“开膛破肚”，天空也不用像蜘蛛网那样布满线路。这是19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做到了，对21世纪的中国还算“先进”要求吗，还需要“先见之明”吗？关键是法规部门先行，然后把不按规划办事的主管官员和建设企业绳之以法。

　　第五，新城市要用新办法来管理，适应新移民的种种需要。比如公安机构要按城市人口变化随时调整警员数量，学校的设置要按生员数量来拨款，政府机构的管理办法也要按照城市“自治”原则，给出必要的弹性。举个小例子，如果一个城市借口无处存放，连申奥和地下管道档案都保管不好，更不用说法院判案档案，派出所人口档案，以及各政府机构的公文档案了。懂得保存档案的城市才有自己的历史、才有文化、才有灵魂和活力。当其他老城的官员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懂了也做不到时，新城就能后来居上。美国众多的年轻城市能超越欧洲老城，道理就在这里。除了法治原则是刚性的，新城市的一切其他管理都应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地方的创造性，让大家一起来竞争。良禽择木而栖，一个城市若管理不出色，就吸引不来出色的劳动者，那里的官员就没有升等的机会，甚至要下台让贤。新城多了，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而在旧机构里建立新体制，代价高，成功的希望很小。老城老办法，新城新办法，这也是深圳容易成功的要因之一。五、依靠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造新城、扩旧城

　　城市化要求有人。得祖先之赐，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但城市化要求有组织、有纪律的建设者，因此要求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农民要依靠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中央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纽带。自小农经济时代，我国的中央政府与基层就形成了生死与共的有机联系，称为“乡绅中国”。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是中国特殊的优秀传统。自土地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基层政权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动员的空前成就，革命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亿万农民由基层政权组织起来就战无不胜。农村基层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了70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社会也因此付出了血的高昂代价。农村基层政权是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最有效手段，是中国现代化的希望，更是共和国的权力基础。把农民看成救济对象，甚至去削弱基层政权，让农村社会回归一盘散沙、分散自私的自然状态，不仅是缺少胆识，而且是自毁长城。而把农民看作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组织农民造城、进城，那是有胆有识。

　　组织农民造新城、扩旧城需要做以下的事情。

　　第一，政府应当把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权利下放给农村基层政权，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参加造城。以往十年里，中国城市扩张的每一寸都是农民造的。城市的房地产商人也是白手起家，靠银行贷款盖起了城市用房，而且是靠民工的辛勤劳动才盖了住房。如果不相信组织起来了的农民能造城，请去北京的昌平县看看山区里的香堂村，去了解一下那个村庄的历史，看看那个小村庄仅用五年功夫就建起的两千套美丽住房，看看他们如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文明，重现了老北京的风貌。也看看他们怎样模仿了西方的民居，让中西合璧的美丽成为可能。那个小山村的基层政权造了座漂亮的新城。然而，那是农民“非法”建房，政府不去规范、不参与规划，不去收税，银行也不给贷款。那个偏远的村子似乎没有理由“致富”。可是，城市效应导致那个村子已经出现了大型高尔夫球场。我国的基层政权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乡镇企业，闯入了工业市场。既然组织起来了的农民能办工业，那么组织起来了的农民为什么不会给自己造城？原因只有一个，我国的现行政策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第二，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城。扩建现有城市的工程主要是农民们做的，可盖房的农民却在城里没有立锥之地。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散漫的农民，靠宗亲关系向城市渗透，终难敌城市人和城市资本家的欺负，散兵游勇的流动民工也难免进行坑蒙拐骗。有了基层政权的组织，农民就能与城市政府协调、谈判，有计划地进城。城市秩序不容许四处张贴小广告，可城市一天也不能缺少收废品、拾垃圾、通下水道、清洗抽油烟机、给零售商送货、提供家政服务等岗位的城市工人。这些“流动民工”居住地成了城市卫生和治安的死角。他们能被组织起来吗？举例来说，安徽无为县的女人在北京城做保姆，男人在北京做装修，如果他们在北京的聚居地有基层政权来安排住房、治安、身份户籍、计划生育、学习交通知识，甚至寻找工作，民工们会感到安全，北京人也会觉得安全。同样的道理，北京的温州村、河南村、江苏村，如果有本乡基层政权的组织，北京城的社会秩序会好得多，北京市民对外来民工的信心也会增加。

　　六、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大汉之强盛，胜于罗马；大唐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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