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组织起来，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政府应帮助农民转入阵地战，以城市化为中心，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聚居了众多人口的地方就是城市。造城的初始动力有无数种，比如军事防御、港口、殖民地、市场、大学、交通要道，地产项目、工业项目、资源开发，设置政府衙门，宗教中心，等等。无论是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聚集，聚集的人自然发生联系，人之间密切和广泛的相互依赖造就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城市逐渐形成特色，自然扩大。总有人以为先有经济项目，后有城市。其实是先有人，先有城市，再后来才有众多的工业项目和工作。

　　在现代经济结构里，第三产业一般占到40％以上，公用事业占10％以上。没有大型城市，第三产业不可能发达，公共产品生产也不经济。当中国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垫底，第三产业就落后，人均产值在世界上也就垫底，工业生产能力就出现荒唐的“过剩”。因此，城市短缺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

　　造新城本身是人口聚集的最直接原因。中国东北边陲城市抚远县1900年才设县，全县最早的建筑物就是县衙门的几间土房。设县的原因是“守土”，提供拒绝俄国人进入的法律依据。设了县，就来了移民；有了人，就成为城市；有了城市，就产生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比如大型医院、学校、道路、机场、食品加工厂。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城市，也是生造出来的城市。芝加哥建城的历史更是个传奇，土地投机商靠登报纸广告从新英格兰地区骗来了最初的城市居民。其实，整个美国殖民地就是靠在欧陆登广告，蒙骗欧洲人背井离乡撑起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多数城市都是“生造”出来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是历代政府“造”出来的。为了给城市松绑，实行自由城市政策，政府首先需要做如下的六件事情。

　　第一，把城市化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承认农民作为城市化主力军的地位。各级、各行业的党和政府机构把吸引农民进城规定为自己的中心经济工作，以及衡量经济政绩的主要标准。

　　第二，在行政级别上给城市松绑，使行政区划有弹陛，鼓励地方官员努力去吸引农民建新城，扩旧城。县、市均由省直辖，市不再管县。凡聚有30万以上城市人口设丁级市，凡达到1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丙级市，凡达到5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乙级市，凡拥有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甲级市。所有城市均实行自治，省政府向各级别的市政府下放相同的经济审批权，各级城市的区别仅在于政府领导人的级别待遇不同，如甲级市行政上受省政府领导，但官员享受省的级别待遇。对城市松绑和升等，旨在激发各城市间对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争夺。

　　第三，全面放开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户籍自由迁徙，即只要签有合法的租房契约即可落户。全面开放户籍就是打开城门，向乡下人开放。不取消城市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怎么可能给乡下人向城里流动的自由？人们担心北京和上海会人满为患，却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北京和上海人是因为害怕丧失户籍而不肯流向外地，两市户籍只进不出才人满为患，而且导致荒唐的人才浪费。彻底开放户籍流动能迅速降低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压力。当然，敝到自由的户籍流动，要求我们调整现有的城市福利政策，特别是高等学校在北京和上海的招生优惠政策，并要求所有在大城市营运的企业为工人支付社保。

　　第四，国家义务教育拨款按在校生人头发放，鼓励流动民工把子女送人工作地的学校读书，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并调整一切与此相冲突的现行税收、教育拨款和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懂得，子女教育是移民的头等大事。把城市义务教育的机会给予新移民，移民就扎下了根。拒绝移民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就是拒绝城市化。何况，30年后，这些受城市义务教育的移民子女是城市未来的主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像父母一样成为城市新贫民。由乡村进城来的本国公民绝不能在境内遭到任何地方政府在任何政策法规上的歧视，那样做严重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第五，中央和各省政府以财政补贴来鼓励各省政府以地方政策刺激农民，允许农民用耕地的使用权，甚至包括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建筑的使用权。城市的经济政绩以增加城市人口的数量来衡量，而乡村的经济政绩要相应地以减少乡村人口来衡量，使政策配套。若某户安徽人在北京设籍，就必须交还在安徽乡下的承包土地。此户人不仅免除了各种税费，还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给予的经济补偿。若农户全家移民，政府可以用较高的代价回购其宅基地。用3亩乡下土地换取城里100平方米的居室建筑面积，对社会和个人都非常合算。地方政府补偿移民交还耕地使用权也非常合算，因为那是提高本地人均GDP 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最快途径。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农村基层政权要逐渐集中居民区，有计划地撤并自然村，建设新村，扩大耕地总面积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当然，鼓励农民离乡并不等于政府可以强迫基层政权放弃土地控制权。在30年城市化的大部分时间里，耕地不能私有化，要保证农村集体对耕地的最终控制权。由基层政权控制的平均地权是那些暂未能在城市扎根的流动民工的终极生活保障，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也是城市化比较顺畅的条件。

　　第六，银行应当成为建设新城市的臂膀。为建城发放贷款是非常安全的长期项目，如果组织得好，为建城出资不仅符合货币经济原理，而且可能造就世界上最大型的银行。美国的银行业在建设新城的高潮中成了世界银行业的龙头老大，中国建城的风险比美国小得多，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房子多了不怕没人住。在中国修建道路也是这样，只要规划得当，不怕没有车来使用。当年修建八达岭高速公路被说成“修早了，有路没车”。结果才几年，那条高速路快变成王府井步行街了。由地方政府发行城建债券也是集资的好办法，可以吸收国内外的“热钱”。四。以建设大型新城为主，规划、法律先行已有大城市的扩建不是我国城市化的主攻方向。理由有三个：第一，老城市的原有规划和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基本不适应汽车经济时代。扩建这种城市的代价极为高昂，远不如另建新城合算。第二，在未来如海的新城之中，我国的老城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价值。扩建之后，人口迅速增加，难以保护文物和历史风貌。50年代就有关于保存北京城墙的争论。如果不建新城，在北京继续发展，到了今天的1500万人口，城墙还是难以保留。正如日本的东京不可能同时也是京都古城。事实上，最近20年对北京原有风貌的改变，远非拆城墙可比，北京已经变成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的城市了。所以，50年代的争论还在延续，到底是扩建旧城合算还是另建新城合算？上海浦东新城的建设是个好的范例。何况，50、60、70年代的建筑已经成为珍贵文物了。抹掉那个时代仅剩的痕迹，比如高耸的烟囱、俄式大学建筑，毛泽东塑像，后代人又会觉得可惜。

　　第三，我们需要考虑已有的大都会能否再容纳5亿新移民。我国现有4亿城市人口。三个已有的大都会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已经容纳了1亿多人，恐怕再容纳2亿也就饱和了，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我国30年内另增10亿城市人口的要求。大都会多一些、散一些，在战争期间还意味着战略纵深，比人口全集中在三大都市区更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安全。一圈圈修环路，摊大饼式地扩建旧城，不仅代价高，还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新贫民阶层，引发新移民与老居民的社会冲突，使城市管理像墨西哥城一样复杂化。老城市的旧管理办法已经是“成规”，与新移民的新要求极难吻合。缺少大的社会危机刺激，老城的管理办法很难革新。

　　不断地“摊大饼”，等于花极高的代价去“制造”社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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