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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追求，或者仅仅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在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的情况下，很快办起了农具厂、肥料厂、砖瓦厂乃至钢铁厂等等。但这些所谓的工厂实际上只是利用几间破庙、集合一批农民在里面敲敲打打而已，生产出来的产品多半是次品。例如，钱塘江公社钢铁厂把民间收来的废钢铁放到小高炉里冶炼，耗费了大量木柴、煤炭和人力，但炼出来的铁比废铁更差。
农村工业的第一阶段随着大公社的解体而终结，企业的所有财产均分给各个小公社。60年代中期，盐官地区的社办、队办企业重新萌芽，在此后的十年中，Y 公社农机厂的发展引人注目。但由于上级指导方针的错误，集体企业的发展长期被限制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框架内。1977年，国内机械行业生产过剩，农用电机等产品滞销，Y 农机厂的领导不得不开发新产品，开拓新的业务渠道，从火油炉、簸箕一直到给上海修理汽车、为青海生产门锁。但是，厂领导却因此受到了批评，还一度被免职。农机厂生产滑坡，出现亏损，厂里的干部工人说： “上海汽车，青海门锁，又气又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鼓励农村工业的发展，公社对社办企业的指导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原农机厂的两位领导复职了，濒临倒闭的农机厂复苏了。1979年，Y 公社在原农机厂的基础上创办了救护车厂和搪瓷厂，农机厂改为电机厂。到1983年，即公社改为乡镇的前一年，Y 公社已有电机厂、塑料厂、丝棉厂、制镜厂、竹器厂、服装厂、救护车厂、搪瓷厂等14家社办企业。Y 公社下属的各个大队也都办了一些企业。截止1983年，Y 公社社办企业年产值561 万元，年利润77万元，固定资产186 万元，企业职工1089人。队办企业年产值434 万元，年利润41 13万元，固定资产7721万元，企业职工914 人。当时全社共3900余户，1600余人，按正半劳动力占人口总数的64 ％计算，全乡有劳力10240 人，其中占总劳力20％。的农民已经在集体企业就业。［5 ］公社为后公社时期的乡村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乡村政府与集体企业
在人民公社时期，政企合一的模式不仅适合于理解政府与农业经营的关系，也适合于理解政府与农村企业的关系。浙北地区最初的农村工业是地方政府办的工业。公社为办工业筹措资金、选择厂房、任命厂长、选送工人、确定产品、规定分配方式等等。社办企业完全处在公社的控制之下，政府不仅拥有企业的产权，而且执掌着企业的人事权、经营权和分配权。
改革开放没有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为乡村政府更多参与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激励。乡村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推进乡村企业的发展。党政第一把手不仅组织制订发展战略和政策，还直接参与项目引进、资金筹措、产品销售等具体事务。乡村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各种不同的方式介入了乡村企业的发展；乡村的所有资源，包括权力和关系网络都被调动起来，只为了预期的赢利。
另一方面，从土地上抽出身来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寻找机会。人们说“八亿农民八亿商”，话虽言过其实，却也反映了部分真情。那时，农民脱离土地的欲望之强烈，进入企业的要求之迫切，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以致于有些农民愿举债集资，只求得到一个进入企业的名额。乡村企业的部分投资就是来源于公社时期的农民家庭的积累。
政府与农民，两种积极性相互结合，酿成了80年代中期浙北农村乡村企业发展的高潮。
但是，在农业经营中首先暴露的体制问题在企业经营中也出现了。政企合一的体制、缺乏激励机制的经营和分配方式极大地妨碍着职工、技术人员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企业效益低下，不负责任现象严重，少数人为寻求更高的收益而离开了企业。针对这种情况，乡镇政府推进了一场以承包制为核心的改革。企业经营的承包制跨出了浙北农村政企分开的重要一步，乡镇政府因承包制的实行而了失去部分极力，企业却从新制度中汲取了活力。承包制的广泛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浙北乡村企业的发展，截止1992年，盐官乡乡办企业的总收入已达2 64亿元，利润 0 12亿元；海宁县乡办企业的总收入近31亿元，利润近1 亿元。［6 ］
仿效农业改革而推行的承包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承包者的“无风险经营”。有的农民说，现在的承包厂长比以前的资本家还舒服，承包厂长经营集体的企业，花国家的贷款，厂办好了他可以拿钱，厂办砸了他可以不负责任。其二是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承包期通常为三年，素质较差的承包者打着集体企业的旗号为自己赚钱，叫做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好的承包者也很难考虑工厂的长期发展，“你想得再美妙，到头来也可能只剩个零圈圈，因为那时你厂长都不当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其三是政府干预。乡镇的主要干部均与企业挂钩，频繁地参与企业的具体事务；企业要进行技改、扩建，想增添设备，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1992年，盐官乡政府下达的这一类批文就有25件。政府的过多干预妨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企业的承包者也就顺势把过多的责任推给乡镇政府，使得政府不胜负担。其四是产权模糊。从理论上说，乡镇企业的财产属于集体所有，但集体的外延是什么？谁代表集体？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产权模糊是产生上述三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引出了其他一系列的弊端，从大吃大喝一直到难以杜绝的浪费、偷窃等等。
企业承包制所具有的推进作用是有限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承包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乡镇政府也直接感受到承包制对政府的压力。逾期贷款的偿还，［7 ］不景气企业的生产经营，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这一切都成了政府的责任。企业经营情况好的时候，谁也不找政府；企业出现了问题，谁都推着让政府去解决。某乡镇干部说，我们的乡政府就象门诊所，工办主任是门诊医生，乡镇长是主治医生，有时来的人太多，只能排队“就诊”。
1992年，浙北各县市开始进行企业改制的试点，改制的核心是明晰乡镇企业的产权。具体做法是拍卖或租赁 “小微亏”企业，改大中型集体企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拍卖或租赁容易实施，股份制改制比较复杂，其中两个问题特别引人关注，一是集体要不要控制股份？二是职工股如何设置？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各执己见，但在实际操作中，集体通常都占着较多的股份。职工股的设置起初存在着吃“大锅饭”倾向，有的地方提出“扩大参股面”的口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干部们对“缩小参股面”有了共识。目前，多数乡镇在设置企业职工股时首先考虑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供销人员的利益，让几个支撑着企业的骨干占较多的股份。一位农村干部说：“小户只顾眼前利益，大户追求长远利益。股份向大户集中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明晰产权的改革同时是一场改变政企关系的变革，改革的深化已经并继续会使农村地方政府失去某些传统的支配企业的权力，政企关系将出现新的格局。乡镇政府应该以新的方式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这包括：其一，乡镇政府必需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的征用等等。由于乡镇的区划范围较小，乡镇政府在进行内部调控时还必须落实上级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其二，乡镇政府有权监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要求他们按政府的政策、法规办事，阻止他们的不良行为（如使用童工、污染环境等等），保护广大乡镇人民的利益。其三，乡镇政府应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这里面有许多工作可做，如市镇规划、教育与培训、医疗制度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等。
五乡村政府与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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