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但限于目前的政治条件，基层的自治还没有走上正途，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还付之阙如。因此，笔者认为，如何在现有的社区自治和人民代表制度中落实自由公正选举的原则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毫无疑问，这样的政治自治体系将极大地消除中国基层中目前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使基层新出现的问题在当地获得适当的解决，从而会大大减少中国基层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和举动，以缓解和消弭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 基本点之二：经济上的“返利”

　　同政治上的“还权”一样，经济上的“返利”也是将本属于人民的财产归还给他们，进一步说，就是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经营性或获利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其实际的所有者。这里所谓的经营性或获利性资产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和全部的国有企业。

　　就农村土地而言，首先，将其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是执政党在原始创业阶段的庄严承诺；再者，土地本来就属于农民所有的，执政党现在以“平均地权”（有别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的方式将全部土地再次分配给农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农民们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农民将普遍成为有产阶层，使中国的贫富落差情况有显著的改善，这完全符合均富的目标；第二，农民将以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对抗各种强势集团对农村土地的强取豪夺，从而减少因土地所有权不明而产生的各种征地纠纷；第三，农民们财产的增加将为他们的投资创业和消费需求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经营性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国有资产的积累既有农民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贡献的原始资本金，又有中国工人阶层以低工资做出的贡献。首先，执政党在执政之初为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强制推行一种以剥夺农民阶层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农民们以工农剪刀差和超级税赋的形式贡献了几乎全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追根溯源，笔者不得不认为，从公正的角度看，农民阶层是中国国有企业真正的老板，而国家只不过是其代理人而已，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更是代理人的代理人。其次，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也被人为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不过，依照当时的政策，工人们却享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工人阶层与国有企业之间并不构成一种股权投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特定合同下的债权关系。

　　在中国试图以市场经济体制追求全民富裕的历史转型期，恰当地解决历史形成的股权和债权关系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过去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中，似乎从来就没有从恢复历史正义的角度去思考改革方案。笔者认为，为了恢复历史正义，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后国有企业的改制必须遵循下述原则：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同时以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赔付所欠工人的债务。笔者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大要对这一改制方案专门立法，明确农民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地位和对工人阶层的补偿方案。国资委应该被撤消，代之以农民资产信托基金，聘请有国际信誉的专家团队管理该信托基金（包括其项下国有资产的变卖和转让，以及对下属国有企业经营班子的考核和任免），该基金可以考虑在全国各省区市设立分支机构，以利于监管。同时，该法应规定成立一个工人补偿基金，每年（以二十年为限）国有企业应该把固定比例的净利润上缴补偿基金。同样，补偿基金也应该聘请有信誉和经验的国际专家进行管理。补偿基金的用途以为工人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提供就业培训等为限。

　　上述经济上“返利”的方案说白了就是一次重新分配的过程，也就是经济上的均富过程。这其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择要言之，它既能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梦魇，也能进一步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催生社会和谐，还可以为中国内生性经济发展创造无穷的动力。

　　总之，全面转型意义上的体制变革既能重新确立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道义正当性，也能挽救目前的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所内含的法治性特征将为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化的基础。

　　3、“全面转型”范式是一种可以使中国实现动态均衡的模式

　　事实上，全面转型范式的长处不仅在于它能够化解当前的危机局面（改革范式也曾经起到类似的作用）。与后者相比，其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具有一种能使中国在中期内平稳发展并最终完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长效机制。

　　笔者在这里提出全面均衡的概念以替代执政党提出的“稳定”或“和谐”的说法。全面转型范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造成一种全面均衡的效果。所谓的全面均衡，包含这样的一个三重结构：公共权力与公民自由与权利、国家与社会、以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多层次均衡。正是由于这种复合均衡的特点，它可以使形形色色的多元化力量形成协调型互动，进而使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形成一种真正的、具有自我调解和自我消毒机能的稳态结构。同时，它也是一种动态机制，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博弈空间。由于整个共同体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新出现的力量或者变异后的力量要有机会不断地参与到博弈过程中，事实上，全面转型范式就提供了这样的参与机会和条件。笔者坚信，只有这种动态的复合均衡才有可能使整个共同体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而保证该共同体的长治久安。可以说，全面均衡的观念既包含又超越了稳定或和谐的说法。

　　相比较而言，改革范式所追求的稳定与和谐只能是一种单调的静态均衡状态。说它单调，是因为这种均衡所要求的就是简单的执政地位的稳固，也就是以执政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器与以民众为代表的社会之间的明确且不可更改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同样地，这种均衡状态也是没法适应历史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僵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均衡状态才会实现。而且，由于它缺乏自我调解机能，即使达到了那种状态，它的维持也必将是非常困难的。从上面对改革范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范式曾经达到了这种均衡状态，但它很快就失衡了，最终，改革范式的稳定或和谐目标就受到严重的威胁。

　　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发展范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执政者一定会丧失其执政地位，只不过，其执政目标必需融入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中才会得到一般民众的普遍认可，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如果执政集团能够有力地促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其自身的执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相反，如果执政集团一味地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利益之上，则从长远来看，其自身目标最终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鉴于此，在全面转型范式的均衡结构中，执政集团必须要调整其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知、改变其与社会的不对等关系、正确发挥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同样，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的民众也将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获得自主地位，并成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主力军。这样的范式变迁将同时对执政党和民众提出艰巨的挑战。

　　四、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与公民社会建设

　　无庸讳言，全面转型范式的实施需要包括执政集团在内的全民都做出巨大的努力，调整各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执政党而言，它需要进行艰难的“第三次创业”；对于民众而言，建设公民社会的任务将是漫长而艰巨的。

　　1、 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与其新创业

　　如上所述，在全面转型范式下的均衡结构中，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执政党（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及其角色要受到新的宪政性契约安排的限制，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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