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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正式发表，20日，温家宝总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发表。作为改革的专门研究结构，在研读和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我们倍感亲切和欣慰。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十一五”的改革问题，高密度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高尚全院长就“十一五”改革问题，专门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迟福林执行院长参加“十一五”规划起草组的座谈，我院就“十一五”改革目标与任务组织专家座谈，我院的部分重大研究结论，如改革攻坚，“十一五”的政府改革，政府转型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与中央决策，包括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学习《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我们的突出感觉是我国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基本结束，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全面改革阶段。“十一五”将是我国改革的第二个春天。
一、“十一五”是进入解决“两大矛盾”的改革攻坚的第一个五年。
从改革形势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一个”转化为“两个”（迟福林，2005）。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我国面对的是“一个突出矛盾”，即经济不发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滞后，对外封闭，资金和物质严重匮乏。由此，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改革开放。由此，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序幕。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主要是用“市场之手”解决经济不发达的问题。主要是按照“市场之手”的要求改革我们的农村、企业和政府体制。到1994年综合配套改革实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大体完成，或者说，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已经遇到社会、文化、政治原有体制的挚肘和阻击，经济体制单兵推进，已经几乎没有可能。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进一步单兵推进，其成本将急剧上升，将产生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新的一系列矛盾。客观地说，在1996年前后，我国就应该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入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然而，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了我国改革的正常进程。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9年的澳门回归，WTO谈判，特别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经济危机牵扯了我国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这些事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占用了人们的精力，使大部分人忽略了经济体制与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我们为此拖延了改革，没有适时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1998年撤消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不发文，不开会，不讲话”的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2年撤消体制改革办公室，与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组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司。
2003年初爆发的SARS危机和投资过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迟福林，2003），使我们开始重新关注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并开关注1990年代开始积累，并逐步显现的社会矛盾的诸多问题。到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人们已经认识到我国的改革面对的突出矛盾的由“一个”变成“两个”。这时，我国不仅要继续面临着经济不发达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矛盾，更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我国的改革面对的突出矛盾的已经由“经济单矛盾”变成“经济社会双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外开放，加入WTO，资金充裕，物质丰富，这些构成我国发展的主流。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深层经济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贫富和城乡差距加大、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社会问题逐步突显。特别是根据国际经验，人均1000美元以后的改革和发展又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时期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是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用“市场之手”解决经济不发达的问题的同时，还要研究如何用“政府之手”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缺陷，满足全社会的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更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用“社会之手” 弥补“市场和政府双失灵” 所造成的缺陷。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通过“五个统筹”加快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特别要突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这里，解决“经济社会双矛盾”的改革，其深度、广度、复杂程度和发展变数都比解决“经济单矛盾”改革空前提高。而解决“经济社会双矛盾”的改革绝非三年五载可以完成，需要贯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过程，可能需要20到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说这是改革攻坚的过程。“十一五”只是改革攻坚的第一阶段。
二、“十一五”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
从发展观的角度看，十六届三中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实现的是发展观的第一次转变，面对经济不发达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矛盾，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观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观的转变。1981年开始实施的“六五”计划是第一个推进改革开放发展观的五年计划。经过五个五年计划，改革开放发展观发挥了巨大威力，经济发展潜力获得极大释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十六届三中全会实现的是发展观的第二次转变，面对“经济社会两大矛盾”。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次全会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思想，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五中全会为此明确提出，要“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改革攻坚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要为人服务。“十一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三、“十一五”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全面改革的第一个五年。
从改革的领域和范围看，如果认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拉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序幕。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面对“一个突出的经济矛盾”，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观的要求，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组织经济改革，组织农村改革，组织企业改革，其他政府或者社会方面的改革都是以为经济改革配套形式出现，或者是套用经济改革的方式进行的。
十六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实际上都是在为解决“经济社会两大矛盾”深思熟虑：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继续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五大执政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这里的前四大能力所对应的正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体制。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正是同时解决“经济社会两大矛盾”的需要，这对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的和长远的指导作用。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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