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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银行坏账问题和就业问题。如果照搬传统的经济理论，搞政府投资那一套，势必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长，银行受不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就业问题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两极分化的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都无法解决。

　　搞政府投资的那一套，之所以无法有效扩大内需、无法解决就业，其技术原因在于投资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太小（“总乘数”太小），而工资的多少是衡量人民福利的重要查考依据。工资低，在于我们受主流经济学家的“低工资优势”的误导，工资低、内需低，内需低、就业少，就业少、内需低，恶性循环。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彻底淡出。

　　第四代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纠正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使经济发展更加贴近普通老百姓，让全社会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积极的福利政策”应当是目前的首选。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即将登场的“福利政策”，比方说对教育产业化和医疗改革的反思和讨论，就是在为“积极的福利政策”登场制造舆论。本人早在２００２年就提出“以积极的福利政策替代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建议。

　　美国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制造的３０年代大危机后，由罗斯福实行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新政”，实践了凯恩斯的理论。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和我们现在不相上下，也就是１０００美元左右。我认为，对应于美国的这段历史已经由第三代领导人完成，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学习美国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搞社会福利，以社会福利消化产能过剩，以消化产能过剩刺激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为更多的社会福利创造物质基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６０年代，是美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年代。

　　以上意见完全是照搬照套美国发展的经验。但是，即使这样照搬照套，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也会弄得错漏百出。比方说，前几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吴敬琏就立刻跨越了美国的６０年代这段历史，跳到７０年代，搬出里根施行的“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其结果是，本来就已经出现了需求不足，削减社会福利给内需以致命打击，雪上加霜。汤敏为了降服“笼中虎”，提出教育产业化，算计老百姓的几个养命钱。还有学者提出中国会发生“滞胀”——本来内需不足，怎么会出现“滞胀”？纯粹是搬错了、瞎搬。虽然货币供应量急剧增长，但没有形成实际购买力，就不会增加需求，就不会“滞胀”。
　　因此，即使是照搬美国的经验，也要有点水平，不能瞎搬一通，把坏的搬进来，把好的过滤掉。

　　搞“积极的福利政策”，需要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如果僵化地坚持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货币理论，就要仍然以财政赤字作为“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这样做短期内问题不大。因为实行“福利政策”的资金利用率要比实行以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高得多。因此，可以用比较少的财政赤字办一些让老百姓受益很大的事情，迅速缓解社会矛盾。但是，长期来看，财政赤字的额度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彻底改革货币制度，实现按人发钱，以“人民赤字”替代“财政赤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搞社会福利要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后才能实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不解决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生产力就不会向前发展，只有用福利政策消化了产能过剩，生产力才会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