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台会、派会）
Pyramidal Investment Associations，Ponzi Schemes
非正式融资体系是正式融资体系（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财政优惠政策等等）的替代，反过来对正式融资体系特别是当地政府政策产生了激励作用。政府默认了非正式融资体系的存在，很少管制。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使政府甚至采取红帽子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进行制度分红。温州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明确而全面的市场化取向。温州模式的自发性以及政府管制的缺位也导致了模式初期的大面积“坑蒙拐骗”的原始市场状态。
非正式融资安排主要包括“路边市场”（curb market），也就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以及各种非正式融资机构比如隐蔽高利贷、乡村合作基金、私人钱庄等。80年代中期大约4/5的非正式融资都来源于上述渠道。另外，非正式融资还包括海外汇款、“红帽子”优惠。海外汇款1983-84年间温州的海外汇款达12亿美元，占整个浙江省海外汇款的30%。
由于不存在苏南那样国有经济向农村渗透的技术和资金扶持。温州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手工制造和商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明确分工、低附加值但需求比较稳定的轻工业产品。他们还逐渐建立起地域性和全国性的销售网络。温州的非正式融资体系为私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80年代全国计划经济色彩还相当浓厚的时候，温州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挂户经营”，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允许私营企业以公社或生产队集体企业的法定名义经营和申请贷款。这种为私人企业提供社会主义“红帽子”的创新，是私营企业免于审查并有利于促进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 。到1986年，60%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通过挂户经营方式为温州集体经济创造了2000万元收入。“红帽模式”随后被全国其他地方效仿，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自发市场的“坑蒙拐骗”也影响了温州形象。这种“哈耶克式的自发扩展秩序”面临着自身内在的信用约束，即开始从自发无序发展到自觉的自我规范。温州企业自发的建立了行业协会，引入连锁经营和产品销售体系促进企业扩张。从80年代末开始，行业协会已经在制鞋、皮革、纺织、眼镜、烟草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对所有的生产企业和商家进行规范管理、推行质量标准和其他自律措施，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说明温州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在市场化程度上更加成熟和全面，经济主体自发的实施自主约束，规范市场行为。
为解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缺乏的问题，政府允许市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并从中受益。引入公共产品的建造——运营——移交体制。私人投资已经成为温州基础设施投资的主渠道。60%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80%的城市建设投资来自私人投资。

三、苏南温州模式成功的经验和不足

为什么苏南和温州取得了成功而其他地方却没有？无论苏南还是温州都存在寻找机会和进行旨在促进繁荣的制度创新的历史。温州采纳的是诱致性变迁并承担着高度的政治风险——鼓励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大规模私人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草根阶层（grassroots）改变命运，积极向上的自发改革。两个地区的改革都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效的职能分工。中央政府提供稳定和协调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负责起草和出台特殊政策和规制。这种分工基于“不依赖权威，不依赖教条，只注重务实和实效途径”的原则。
两种模式的成功都源于持续的制度创新。基于自立精神和快速采纳打破严格计划经济体制的新观念。企业层次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市场的完善，也有助于克服由于制度安排引起的贫困，诸如人为造成的城乡隔绝。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在没有改变城乡户籍制度，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进城的的前提下实现农村脱贫的。TVEs本身贯彻了一种乡村工业化发展道路，农民居住在当地，身份变职工。即缩小了城乡差距，有没有引发城市拥挤问题。这也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模式之一。目前解决三农问题主流的看法是城市化，且不要说这个过程相当缓慢，要打破农民进城的各种制度壁垒，营造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非朝夕之功。即使是城市化比例提高了真的能解决城乡发展差距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比例也很高，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但并没有消除大面积贫困现象，因为农村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提高而现代化。
通过自立的制度创新较少贫困也是两种模式的经验。体现在政府通过保护私人财产权创造制度环境鼓励创新和创造性。在双轨运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无论是直接参与和指导TVEs还是以“红帽子”形势发展民营经济，本质上都是保护私人产权，激励民营经济发展。
苏南在计划经济下，当地政府在城乡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政府直接他们管辖范围内移动和配置要素资源并亲自经营企业。这种本地社团主义最初在吸纳剩余劳动和促进农村收入提高方面非常有效。同时还创造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形成稳固的政府权威和政治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苏南政府从企业家角色转变为促进者，他们的战略是通过建立工业园和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创造有利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的环境。因此江苏相对于浙江而言，吸引外资的力度和效果则要打得多，而且苏南模式中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比温州做的要好。
温州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确保市场运行效率和有利于私营企业的社会气氛。温州民营经济为主的自发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于后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温州经济普遍存在小企业大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力度小、行业竞争过于激烈。吸引外资力度不大。
苏南与温州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外生政策设计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变迁必然会出现新的演化均衡。也就是目前的温州困境和苏南困境问题。温州模式存在的问题是产业升级缓慢、结构过于分散、规模小、过度竞争严重。苏南模式在于政府推进的产业升级快速，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增量后劲不足。作为两种比较典型的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它们都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试验田，既有值得借鉴也有需要不断改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