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国际贸易和产出份额的明显上升；二是全球产出因新生产国的加入而增长，但价格水平则趋于下降；三是价格水平下降依赖于产业按照要素价格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四是制成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的公众面临二元悖论，作为消费者享受了价格下降的福利，但作为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五是在贸易盈余国家的外汇储备不断转换为美国债券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水平因此而下降，公司利润率得以提高，以房地产为标志的全球资产泡沫明显扩大。
利用两部门模型，我们可以构造一个两国单部门模型，图10-8，用以分析上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开始时，发达国家（F1）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生产为A0，发展中国家（F2）的产量为B0，总产量为Y0，此时全球的消费品的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为D0，全球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也是均衡的。全球化加大的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只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函数，也可以成本函数表示，即只要发展中国家可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同等的消费品，或是消费替代品，就可能出现消费品制造业的跨国转移。
图中，在Y0线上的两条切线表示两组国家的汇率比例，一条平缓，一条陡峭。相对于陡峭，平缓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相对较高；同理，相对于平缓，陡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汇率水平相对较低。在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汇率贬值的策略，强化了劳动价格低的优势。由此形成了产业资本而不是短期投机性资本的跨国转移。产业资本转移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也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全球的产量扩大到Y1，但是引起了全球产出构成和贸易构成的不平衡。因为，在D1的总消费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量比Y0增加了，但仍然低于本国的产量。而发达国家的消费则大于本国产量，由此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新的产出结构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刺激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采取开放措施，吸引外资，特别是产业资本，扩大生产能力。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还会以制度安排的方式将较低的利率水平固定化，其中，比较积极的办法是以本国的外汇储备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