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微生物污染的问题，这种污染会降低酒的质量，严重时使酒完全报废。各种微生物可以利用酒中的关键成分进行生长，在这些成分被分解，不利的物质生成之后，葡萄酒的组成和口味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微生物细胞悬浮于酒液中会使酒体浑浊。由于污染，酒中会含存大量气体，酒的色泽也会受影响。这称为酒的病害或败坏。（276页）
以此而言，葡萄酒的生产和储存中须特别注意防止各种污染，而假若把各家各户酿制的葡萄酒全都混杂在一起，则会大大增加这种污染的可能性。于是，高昌曲氏的葡萄酒税的征收，也变成零碎细顼的了。
实际上，《太平广记·梁四公记》的记载也隐隐约约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杰公指出冻酒的质量不好时，他说“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高昌使者不得不承认，“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尔。”而杰公向帝解释他之所以知道葡萄酒质量不好的原因是：“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壊，今臭其气酸，洿林（高宁？）酒滑而色浅，故云然。”也就是说，葡萄酒的质量和葡萄的质量有关，八风谷冻成之酒不能掺和“滑而色浅”的“洿林（高宁）酒”，一经掺和，则“其气酸”了。
笔者曾为诸种及同种葡萄酒能否掺和问题向浙江艇湖啤酒厂罗可祥总工程师请教。罗总认为，从原则上说，葡萄酒的掺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添桶时就有葡萄酒的掺和工艺，但他又强调指出，添桶时要用同年龄、同品种、同质量的原酒，目的还在防止葡萄酒的杂菌繁殖。
曲氏高昌时期各家各户酿制的葡萄酒是否为同年龄、同品种、同质量的原酒，是否没有带有污染微生物的葡萄酒掺杂其间，那就很难说了。一粒鼠屎能坏一锅好汤，万全之计，还是如同《高昌高干秀等按亩入供帐》中所记载的那样，按照需要各家各户不定期的入供葡萄酒为好。
如果我们的结论不误，那么，有很多被视为粮食入供帐簿的文书可以重加检讨。比如象《高昌某年高厕等斛斗帐》、《高昌张众养等按亩入供斛斗帐》、《高昌和婆居罗等田租簿》、《高昌延昌四十年（600年）供诸门及碑堂等处粮食帐》、《高昌五塔等寺计亩入斛斗簿》等，[8]或许都与葡萄酒税有关。
于是，我们说，高昌葡萄酒税的征收，与葡萄酒的酿造、储存之特点有关，为避免葡萄酒的污染、变质、败坏，往往采取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这种方式。 七、小结
 
本文探讨了曲氏高昌和唐代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栽培、种植、管理状况，推测了当时的种植面积，考察了当时葡萄干的种类，分析了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储藏工艺、技术，以及高昌葡萄酒税与储藏的关系等问题。
本文认为，当时的葡萄栽培与现代有相似之处，葡萄的生长及其产量递增过程亦大略相当。从其管理来看，也大略与现代相同，有“抽枝”、“覆盖并收拾残枝”、“埋柱”及“运枝架” 、“覆盖”等诸环节。其生产过程已是相当先进。
本文对高昌西州时期葡萄种植面积进行了估计，认为当时整个吐鲁番地区有葡萄田3063亩，即30顷余，约占高昌垦田900顷百分之三强。
本文考察了高昌西州时期的葡萄干加工，认为葡萄干因葡萄的质量好坏而有差异，而葡萄的质量又与产地及年成有关，葡萄干还作为珍异之物“进贡”于中原王朝。而葡萄干的品种据其加工方法则至少有“干葡萄”和“烟熏葡萄”两类。
本文着重对高昌西州时期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进行了分析。
本文认为，酿制葡萄酒的第一个步骤是“踏浆”，即破碎葡萄，使之成浆之方法。它是葡萄酒制作工艺中不可或缺之一环。高昌西州之“踏浆”法与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旧习惯，踏碎葡萄，使之成浆之方法，其间当含有中西技术交流的因素。然而，此后，“踏浆”法在中原却似乎已经失传。
本文认为，高昌西州之酿造葡萄酒遗法虽然并未有完整文字留存，但通过分析比较，仍能得其大概。当时，葡萄酒加工之场所称为“槽头”。在葡萄酒发酵时，既用“曲”即曲，亦用“曲梅”，即事先挑选健康成熟的葡萄破碎后，添加或不添加酵母，放在发酵槽底，任其发酵，以后就用它作为“酒母”进行发酵。而当时葡萄酒有两种制法：其一，踏浆后不去皮而经不完全发酵之“酢”酒，即用现代桃红葡萄酒之制法；其二，踏浆后去皮而经完全发酵之“苦酒”，即用现代白葡萄酒之制法。两种方法既可单独酿制，亦可结合酿制。大致说来，结合酿制时，将红、白葡萄混在一起踏浆，分离出部分葡萄汁，酿出酢（即桃红葡萄酒），再在余下的浆糟中，酿出苦酒（即红葡萄酒）。
本文认为，高昌西州亦有多量而长期之葡萄酒储藏，文书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姓”，恐怕并非是量器，而是一种容器，它或许与现代葡萄酒陈酿过程中的添桶、换桶技术有相似之处。而葡萄酒老熟过程中的瓶装储藏工艺，在高昌西州时期亦已大量采用。从葡萄酒储存看，高昌西州时期和现代之工艺也是相通的。
本文还探讨了曲氏高昌时期葡萄酒税的征收采取百姓零碎入供的方法的原因，认为这与葡萄酒的酿造、储存之特点有关，为避免葡萄酒的污染、变质、败坏，往往采取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这种方式。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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