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成为晋南经济林木之一。到了汉代,河东的枣尤为出名。《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提出拥有“安邑千树枣”者“与千户侯等”,可见种植安邑枣的经济效益;直至曹魏时此枣为“御枣”,时称龙眼、荔枝不能比[42]。此外,平陆汉墓中出土的葱籽、白菜籽显现了河东人民的蔬菜种植[43]。 四、余 论 汉代河东郡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上文运用的考古资料大都表现出明显的地主庄园特征。例如平陆汉墓表现了坞壁形象,平陆“望中池楼”和新绛陶楼亦如是。平陆壁画牛耕图中绘农夫短衣赤足赶牛犁地,而身后一人黑衣袖手端立,说明农夫是在他的监督下劳动,即为劳役制剥削。在河东汉墓的壁画及随葬明器里,既有不动产的楼阁、田地、谷仓。又有家禽家畜的陶制像,还有农业生产用具诸如风扇车、磨坊及生活奢侈品等一应俱全,将河东郡的地主庄园生活勾画得一派生机。由此可知,其地的地主庄园中主要从事的是粮食生产,且生产水平已经很先进,兼以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这种由地主组织生产的生产关系形式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河东郡的人口在元始二年达到了96.2912万[44],成为“土地小狭。民人众”[45]的狭乡。是其地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称“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把“三河”看作一个农商业都很发达的经济区,河东郡也因为处于这样的经济氛围内,加之适宜的生产环境,合理的生产关系,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汉代全国农业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 注释: ⑴ 《后汉书·张让传》。 ⑵ 朱显谟:《黄土高原土壤与农业》,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71页。 ⑶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⑷ 田世英:《黄河流域古湖泊钩沉》,《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2期。 ⑸ 朱华:《西汉安邑宫铜鼎》,《文物》,1982年9期。 ⑹⑻ 《汉书·武帝纪》。 ⑺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115页。 ⑼ 《汉书·沟池志》。 ⑽ 乔淑芝:《“蒲反田官”器考》,《文物》,1987年4期。 ⑾ 《后汉书·安帝纪》。 ⑿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125页。 ⒀[26] 襄汾县文化馆:《山西襄汾发现汉代铁器》,《考古》1978年2期。 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⒂ 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文物》,1966年1期。 ⒃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9期。 ⒄ 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170页。 ⒅ 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8期。 ⒆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0页。 ⒇[41]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176页;144页。 [21] 《汉书·食货志》。 [22]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2月。 [23][43] 卫斯:《山西平陆出土的汉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84年1期。 [2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805页。 [25] 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4期。 [27] 赵家有等:《山西芮城出土风扇车模型》,《农业考古》。1988年2期。 [28] 《史记·晋世家》。 [29] 《汉书·沟洫志》师古注:“越人习于水利,又新至,未有业……”。 [30] 张国维:《山西新绛县发现汉代陶楼》,《考古》,1987年10期。 [31] 张维邦主编:《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243页。 [32][33] 《汉书·食货志》。 [34] 史念海:《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图》,《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63页。 [35] 《史记·货殖列传》。 [36]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37] 临汾地区文化局、曲沃县文化馆:《晋南曲沃苏村汉墓》,《文物》,1987年6期。 [38] 卫斯:《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彩釉“望中池楼”》,《文物》,1985年2期。 [40] 《三国志杜畿传》。 [42] 《艺文类聚》卷87《果部》下引“魏文诏群匝曰”。 [44] 《汉书·地理志》。 [45] 《史记·货殖列传》。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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