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下，由于产量多，地主分得也多，所以佃户的勤惰和对土地尽心与否，都要受到地主的监督。甚至连种籽、牛具等等，也常由地主供给。在南方的不少地方，定额租制得到较大的发展。定额租一般都租额固定，有的铁板租，不管年成欠熟都一样缴租，地主关心的只是每年的租粮，至于其它等等就不管了，佃户在生产乃至人身上的自由度，就相对宽松多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永佃制，以及在租佃关系中的田皮、田骨等名目，于是，有的佃农事实上成为二地主，也有少数演变成佃富农。佃家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活动场地。
 
        比起自耕农来，佃农的生产、生活条件当然要差一步，因为他们起码要把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生的物(少数也有折成银子的)缴给地主，但这也是就一般情况说的。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也是高下不等的，对于多数贫苦自耕农，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着艰辛。同样，佃农的队伍也很复杂，在南方某些地区，由于独立的佃农经济的发展，有的具有永佃权的佃农或佃富农等，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一定就次于自耕农。在八旗旗地庄园或曲阜孔府田庄中，我们还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有的人对于八旗庄园主或孔府，身份是佃农，  必须按时规定纳银当差，可同时又是个拥有百亩、几百亩土地的地主，有佃户供其剥削，这样的人，如其说他是佃农，不如说是地主。其次是对国家的负担。按照清朝定例，田赋出自有田业主，即地主和自耕农，佃农不在其内。在摊丁入地以前，多数地区的丁银按本摊派，佃农亦不能幸免。摊丁入地后，丁银匀进田地并收，佃农原则上摆脱了正赋的骚扰，而不少自耕农的负担却增加了。当然与地租相比，国家的赋税要低于地租[，可也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赋差繁苛的年代，不少业主因为不堪重负，不得不将田地投献地主绅缙门下，自己甘居佃户。这在明代相当普遍，清代虽较少见，但并未绝迹，比如甘肃省，直到乾隆初年，仍有不少农户因“畏惧差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的[43]。
 
        至于佃农的人数，一般与自耕农成反比，自耕农比例上升，意味着佃农人数的减少，反之亦然。
 
        (三)农业雇工
 
        我国的农业雇佣工人，很早就出现了，但从没有像清代这样人数众多，而且在人身地位等方面具有某种新的变化。有的学者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刑科题本、  土地债务”类58000多件档案的统计，涉及农业雇工命案的档案就有6100余件，约占总数的10．52％，其地域遍及内地所有的18个省区，以及盛京、吉林等地，中间超过700件的有山西、四川、直隶，超过300件是广东、江苏、湖北、福建、陕西，数量最少的甘肃省也有92件[44]。又据另一位学者统计，在总共6100件有关农业雇工的命案中，发生于乾隆元年至十年(1736—1745年)的45件，十一年至二十年(1746—1755年)643件，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756—1765年)1235件，三十一年至四十年(1766一1775年)1855件，四十一年至五十年(1776一1785年)1055件，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86—1795年）1267件[45]。据参加档案收集整理者告知，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原档散失太多。如此看来，雇工的数量也是呈上升势头的。
 
        为什么清代农业雇工队伍较前任何时代都庞大了而且就发展势头也在增长呢。这除了乾隆以后土地兼并更趋严重外，亦与人口增加、出现人浮于地的情况有很人关系。正如有人所说：“天地生财只有此数，生齿日繁”，“渐多游手”。[46]朱浮云在《养民》一文中也说：“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这十之六的闲民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而无田、有有业而无业之闲民”[47]。“闲民”们为了糊口养生，有的流入城市，也有的跑到山区边疆等人口较稀、有闲荒可垦的地区开荒、打工，其中有不少成为农业雇工。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在以力谋生的农业、手工业队伍中，竟有一半是为人佣作者”[48]。按照当时劳动力的配置结构，农业雇工肯定要超过从事其它的雇佣者。
 
       人口增加，一方面造成社会上“浮口”的增加，但同时也促使人们想办法在同一块土地、或单位时间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南方平原区，一个有耕地10一20亩、北方有土地20一30亩的5 口或8口之家，真正称得上能干农活的劳动力也就是2—3人。农业具有季节性强、劳动密集的特点，在繁忙时节，只靠家庭2—3人，  要搞精耕细作，或加上其它多种经营，是很难完成的，于是临时性的短工(日工)或季节工便成为必须的了。早在明代起，陕西关中一带就有雇佣麦客收麦的传统， 每当“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49]。类似关中这样的情况，在南方很多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至于论年或半年计的长工，更多地出现于少数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之家，总人数亦少于短期工。
 
        国家政策上的改变，对于促进雇工的发展也起着有利的作用。首先是在法律地位上，  雇工、特别是短工，与雇主一般都是“同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在身份是属于同等，即“凡人”。“凡人”是相对“雇工人”而言的。“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虽高于奴仆， 但与雇主(家长)间存在主仆名分，仍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