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铅印本)。

按《宁夏农政七年》所记载：1940—1946年宁夏共计植树33 548 173株(育苗l 992万株)。主要有沿公路造林、军队和农民工分工造林和贺兰山小滚钟口山地造林三部分。上述数字中未包括固原地区，该地区当时属甘肃省。仅就数字上看，以宁夏百余万人口的干旱小省，7年中植树3 000多万株，应当是不算少，不过成活率似可大打折扣。据1949年估算，从历史上接收的人工林494．2公顷，正是40年代前期军队和民工分区所造2 100公顷人工林的遗存，则成活率不过1／4，不过，如真能成活1／4，已属不少。①

按1948年民国统计年鉴：截止1946年，陕西省累积造林100 301 059株，这个数字似乎包括了民国期间的所有年分，因为该数字是民国31年、32年、33年、34年和35年五个年度和民国“30年以前”这一大时间段的总计数。②。据笔者所搜集到陕西省二三十年代不完整的统计资料来看，陕西省的人工林绝大部分为私有林并大多集中在陕南和渭水一带，由于私有林受到林主的有力保护，较少受到损害，加以气候适宜，成活率高。例如，据陕西省政府1928年统计：29个县共植树4 905 341株，占地192 042亩。①所统计的人工林主要集中在陕南和关中一带，且只有部分县。其中只有8个县有部分公有林(指村有)，其余均为私有。由于是私有林，经济林占了很大一部分，所植树种涵盖了花栎、棕、杉、栎、柿、柳、核桃、柏、松、杏、杨、椿、栗、桑、漆、构、橡、桐、槐、李、榆、枇杷、麻柳、楸、枣、东瓜等27种之多，而不象青海、宁夏几乎均为杨、柳、榆(宁夏40年代初也建立了4处果园试验场，但面积仅30多公顷)。气候之差异自然是其所植树种多寡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 转引自《宁夏森林》编辑委员会编：《宁夏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② 国民政府主计部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七年)，表51。

有的关于绥远的调查资料载有植树的详细记录，显见时人对此问题是重视的，现辑录部分资料(见表4)，以窥一斑。

表4 绥远省各县植林调查情况简表
县别 数量(株) 面积(亩) 树种 所有权
陶林 32 500 杨、柳、榆
归绥 2 400 000 10000 杨、柳、榆
包头 170000
托克托 2 237 183 杨、柳、榆 公有4 500株，余皆私有
和林 306640 杨、柳、榆 公有32 270，余皆私有
五原 11 200 杨、柳、榆
临河 35 100 杨、柳、榆
安北 2l 600 桦、松、柏
丰镇 17 273 杨、柳、榆
固阳 2 000 杨、榆 天主教堂所有

资料来源：杨增工、郭维藩等编：《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绥远省民众教育馆，1934年。

民国时期西部农业资源开发，以耕地的大面积开发最为显著，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经济史学界所逐步认识并取得共识(在此以前，国内甚至有著名学者也对此持否定态度)。本文则说明，在这一时期，西部水利和林业资源的开发也是有一定成效的，个别地区则比较明显，当然这种成效只是相对于民国时期以前而言。晚清以来，西北地区战乱不断，自然灾害也比较严重，特别是中国遭受了日本八年侵华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央财政长年困窘，其对西北投资之可怜，势属必然。只是30年代以后，主要出于备战需要，逐步增加了一些对西北的投资，也十分有限，例如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对西北基础建设增加450万元投资。西北地方政府投资少得更是可怜，在30年代，西北地方政府投资农林水利单项工程超过数万元的已属罕见。西北最大的两项水利工程，陕西的泾惠渠和绥远的民生渠工程，所投资额不过分别为100万元和70万元，而各自投资额的半数以上都来自华洋义赈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西北开发能取得一些实效，主要依靠广大当地农民和内地移民的自身投入。广大东北西北耕地面积的开发，遍布大西北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以及植林工程，几乎完全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其驱动力就是农民对自己开发的农田、水利和所种植的树木有所有权或收益权，这从历史上为我们提供了产权界定重要性的有力说明。

① 陕西省政府文档《陕西建设统计报告》(民国十七年)，第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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