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稻作农耕与水土

    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下面我们通过稻作农耕与土壤的改良、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防治三个方面来阐述闽赣边南部地区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的关系。

    稻作农耕与土壤。闽赣边南部地区在自然状态下，广泛分布着红壤，其他类型的土壤只占一小部分。但经过千百年耕作，形成了比例不小的水稻土。众所周知，水稻田的土壤改良与保持，主要是通过施肥来实现的。清末民国时期，本地区仍旧施用传统的农家肥。牛猪栏粪(采用圈畜垫草聚积而成)、人粪尿历来广泛为使用，多作基肥，后者也作追肥。火烧土，草木灰，为盖种肥，但容易引起火烧山和水土流失。饼肥，多作基肥使用。土杂肥，常用的有塘泥、沟泥、河泥、垃圾土等，混合堆沤而成，一般作基肥。绿肥主要作基肥，山区农民历史上有采施水蓼、山蕨、野艾、枫香、布荆、胡枝子、乌柏叶等野生青草及树枝嫩叶作肥料习惯。农家肥具有养份齐全，肥效高而稳，有机质含量多等特点，不仅能满足各种作物所需养分，而且有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之功能。(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7—138页)。另有记载，清乾隆年间，瑞金县就开始种植紫云英(红花草)的记载。民国期间，以种植肥田萝卜为主，少量种植蚕豌豆(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19世纪前，闽赣边南部地区丛林茂密，山青水秀，较少水土流失。20世纪后，由于农业垦殖的进一步发展，战争、火灾及其它人为因素，大片森林被毁，植被率下降，土地涵养受到破损、侵蚀、沟蚀、崩岗日趋增多。水土流失面积逐年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剧。长汀县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灾害。民国36年(1947)5月27日，太拔乡双康保刘坑村发生严重山崩，村民丘开华等2座房屋计20余间为山崩埋没，居民被压在泥下者13人，经奋力抢救，掘出轻伤2人、重伤2人，死亡9人(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1964年瑞金县水土流失面积90．76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30％，列为全省23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之一(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水土流失的防治。为了防止水土流失，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对于植树运动决议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1934年“在瑞金植了六十万三千七百多株，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株。福建种了二十一万三干八百多株，并且还种了木梓种一千六百九十九斤(《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瑞金县的一些乡民自发采取禁山、挖避洪沟、筑拦沙埂、作崩坡等办法，对治理水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福建省研究院在长汀县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试验区”设有水文站、气象站、化验室、资料室，配有专家、勤杂20余人。在三湖溪、大溪、朱溪等地开展砂、水控制。被覆植物恢复、增进土壤肥土及建立“荒山利用示范场”。开展河田土壤的保肥试验工作。先后筑土坝4000余座、柴排400余座，石坝50余座。在天马山、五星岗等处，开辟条带式的水田畦地40余亩。引种乡土植物黄桅子、胡枝子、杜鹃、灰木等30余种，栽培4—5万株。在天马山种植马尾松、黄植等4万余株。在松树源一带切沟中及三湖溪、大溪堤岸种植乌臼、枫杨、檬柠草、柳树，进行植物学、生物化学、材料力学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开垦荒地300亩。种植芙蓉、夹竹桃、大花黄枝子、苜莉，毒鱼藤、除虫菊、薄荷，桃、梅、梨，木薯、花生、乔麦、绿豆、鸡瓜粟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大部分工作人员撤走。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试验区由农林部接管，易名“农林部东江水土保持试验区”，但治理成效不大，水土流失面积仍在扩大(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