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苏杭一带种桑养蚕的经验做了总结。书中分为艺桑、宫宇、器具、种连、育饲、登蔟、择茧、缲拍、戒宜等九个部分。除“艺桑”外，其余８部分多是关于养蚕的内容，故此书名为《蚕经》。“艺桑”部分主要介绍了地桑、条桑品种，嫁桑、接桑方法，桑园管理，桑牛防治、桑下种蔬、桑叶市场价格预测等等内容。“宫宇”即蚕室，蚕室的设置要求安静保暖，防止潮湿。“器具”即有关种桑养蚕的工具，有桑刀、方筐、圆箔、火箱等项。“种连”即蚕种的繁育，包括选种、浸种和浴种。“育饲”必须使用干叶，雨中所采桑叶必须擦干吹干方可喂饲。“登蔟”即上蔟。“择茧”要求茧细长而莹白，否则淘汰。“缲拍”即缫丝。“戒宜”即养蚕的注意事项。

　　在黄省曾写作《蚕经》以前，吴地的蚕业已经走过漫长的历史，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便是已知最早的丝织物。在此之后，吴地的蚕桑业还在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太湖地区的蚕桑业更是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南宋嘉泰《吴兴志》中便有“湖丝遍天下”之说，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朝初年，随着棉花生产的普及，全国各地的蚕桑生产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日趋衰落，而唯独湖州、嘉兴一带的蚕桑业在明代中后期以后，不且没有萎缩，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并成为对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一直到今天。

　　发达的蚕桑业也造就了发达的蚕桑学。早在北宋时期，高邮人秦观就著有《蚕书》１卷，南宋以后，随着吴地蚕桑业的日益发展，记载蚕桑技术的农书也日益渐增多，如陈甫《农书》、楼＃《耕织图》等。元代以后则更有《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撮要》等。

　　虽然这些农书都记载了丰富的种桑养蚕技术，且《蚕经》的部分内容即来自这些农书，但这些农书似乎并不能满足吴地蚕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元代的三大农书都是以指导全国的的蚕桑生产为出发点，且多以北方的蚕业技术为主。其次，南宋的《农书》和《耕织图》虽然是以南方太湖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为主，但二书并不是蚕桑专书。第三，秦观的《蚕书》虽然是一本蚕学专著，且作者也是吴地人士，但书中所记乃是兖（今属山东）人的养蚕技术，与吴中养蚕有所不同。因此，明代以后，随着吴地的蚕业的进一步发展，由吴地人写作一本关于吴地的蚕业技术的专著也就水到渠成，黄省曾的《蚕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蚕经》之后，有关蚕桑的著作很多，其中又以江南为盛。虽然《蚕经》所载养蚕技术与其前后有关农书相比较，并没有特别的贡献，但江南写作蚕桑专书，则始于《蚕经》。

　　（三）《鱼经》的写作与吴地发达的渔业和“鱼书”的写作传统

　　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自先秦已降，这里就盛产鲋、　、银、白，尤以松江鲈鱼最为有名。鱼，是水稻之外，吴地人民最主要的食物，历史上一直有着“饭稻羹鱼”的说法。一种说法，“吴”的本字即“鱼”(4)，可见吴与鱼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稻作一样，吴地的渔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当地的居民就已从徒手捕鱼，进入到利用较大木船，航行到较深广的水域中进行网捕，并把捕获物以鱼篓盛养的捕捞阶段。春秋吴越时期，当地已开始了人工养鱼，唐《吴地记》称：苏州胥门１５里有“鱼城”，系“越王养鱼处”；另《石湖志略·古迹》中也载，胥门外西南５里越来溪，“溪有南北，南溪之西田间，基厚而土细，高可二丈，广倍之，吴王游姑苏筑以养鱼，今谓之鱼城基”。不过在明清以前，吴地的渔业仍然是以捕鱼为主，因此，在明以前吴地的渔史中，渔具和渔法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晋以前，即已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渔具扈，唐以后，吴地的渔具和渔法更有了显著的进步。明清时期，渔船、渔具和渔法进一步发展，捕鱼的种类迅速增加，但最大的进步还在于养鱼技术方面，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得到广泛的饲养，成为池养鱼中主要的鱼种。同时鱼种的繁殖和成鱼的饲养管理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发达的渔业哺育着吴地的渔学。相传第一部养鱼专著《养鱼经》就诞生在这里。《养鱼经》的作者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就在太湖上过起了隐居漂泊的生活，他认为“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至今在太湖各处，仍然流传着许多范蠡养鱼钓鱼的遗迹或传说。《养鱼经》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养经验所写出来的一部养鱼专著。书中对于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如果说历史上对范蠡及其《养鱼经》还存在许多疑点的话，那么唐代陆龟蒙则是吴地土生土长的渔学专家。陆龟蒙，字鲁望，唐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晚唐著名诗人。年少时曾热衷于功名，后隐居甫里（今　直镇），耕读之余，喜好垂钓。“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又称“天随子”，经常“升舟，设篷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于江湖之上。”对渔具和渔法都有一定的研究。其成果从他与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的有关渔事的唱和诗中就可以看出。陆龟蒙在其《鱼具诗诗　并序》中说：“天随子渔于山海之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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