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无以保障。”[26]直到1942年时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导致土壤退化。上述开垦、抛荒，耕地增减不定的过程，使草原大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非线性过程所表现出的就是植被破坏，土壤不能有效地涵养水分，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乃至沙化。

上述使生态失衡的做法，也隐含着一定的社会危机，从表面上看扩大了农业区，但实质上加剧了农牧矛盾，引发了民族矛盾。由垦殖而引起的农牧冲突等社会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认为“开发西北，徒事移民垦殖，则蒙藏回民之生计，势必日穷，致反招窒礙。故吾人主张开发西北，应改良畜种，促进畜产，化游牧为土著，俾户有恒产，得安生计。……斯则不致引起纠纷，致误开发大业。”并认为就西北的实际情形来看，更“宜于畜牧”。主要表现在：（1）垦殖移民，仅解决一部分汉人之生活问题；于国家之立场，应为全体西北人民着想，使其生计提高，以安边陲。（2）西北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非开发交通，则农业不宜发达；而畜牧则不受交通限制，产品亦易于销售。（3）在贸易上，牧畜可以出口，增加输出。（4）农业投入的资本较畜牧多，而西北连年旱灾，非兴水利，广造森林，不足以复兴农业，而牧畜则不然。（5）就地质而言，西北大部分土地，黄土层甚浅，设行垦殖，即土层之侵蚀作用更大，则不独西北易成沙漠，即黄河下流沙土亦有日甚之虞；而牧畜，则极浅之土层，因生牧草关系，可使土层不易起侵蚀作用。[27]杨生彬在《开发西北与垦殖问题》一文中，也具体谈到了农牧经济冲突而引发的民族问题，“仅西北可垦区之居民，大半为蒙回藏各族，多系过游牧生活，其风俗习惯各成一牢不可破之系统，不愿其土地开垦，如‘蒙人视农垦为畏途’，‘藏人认垦殖为触犯山神’，所以蒙藏人若闻开垦，就不惜多方阻挠，甚至牺牲多少性命金钱，也在所不惜。”所以就西北的情形来看，“垦业与牧业，实有冲突之可能，垦地扩张之日，即牧场缩小之时，牧人之不欲农垦者即为因此。”一味讲求垦殖，而不注重西北之气候、地势、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抛弃畜牧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西北“气候寒冷，雨量稀少，春季霜去较迟，秋季见霜过早之区，只能宜林木，不能骤事农垦。因热冷剧变，冀作物有良好之生长与收获，势所不能。” [28]

同样，忽略西北区域土壤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实施相宜的经济形式，也会造成生态失衡。所以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了黄土高原农牧业经济变迁后，所做出的总结是“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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