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提出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和做法。正如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认为“事半功倍，莫过于此，”并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中国与日本）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因此，当时的农政机关、农业试验场、农业学校的规制章程，基本上都是日本建制的翻板，乃至于延聘外国农业教师和农业专家，也以日本为首选。

四、新纪元：晚清的新式农学遗产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新纪元。如果我们舍去晚清社会在农学体制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而仅以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间界碑，盘点清算晚清社会给后代所留下的农学遗产，那么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统计的数字：

农业教育方面，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在安徽省成立了一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但是没有史料证明这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在革命的当年已经招生。此外还有一所当时的最高农业学府——京师大学堂农科，但是这个农科（1910年改称农科大学）招生很少，1910年只招收了17名新生，1913年的毕业生人数为农学科25人，农艺化学科17人。农业教育的另一方面是农科留学教育。据不完全的史料统计，辛亥革命时，中国的农科留学生人数是：留学日本112人（其中各级农业学堂58人，帝国大学农科54人）；留学欧洲各国12人；留学美国51人。

农业科研方面，设有国立的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还有省立的如山东农事试验场，保定直隶农事试验场，江西农事试验场，奉天农事试验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清廷厘订官制时专门设立了一个“劝业道”的机构，归督抚领导，其职责是掌管全省农、工、商、矿、交通数端。因此，各省劝业道实际上也兴办过一些农事试验场或类似于试验场一类的机构。到辛亥革命时，全国约有各级农事试验机构40余处，其建制、规模、经费来源则多种多样。总的说，清末的农学遗产中，农业科研的成效似不如农业教育那样显著。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已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先声，留下了可以写入史书的业绩。

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就是清末引进了国外的许多农业科技的物质成果。如新式农业机具，作物良种，牲畜良种，以及化肥农药等等。这类引进，除了抽水机在一些地方有了实际上的应用外，大都只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在生产实际中应用，但它们的兴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有人作过统计，晚清时期，中国各地先后引进国外农作物品种40余次，涉及棉、稻、麦、花生、玉米、烟草、马铃蓍及各种蔬菜、水果等。作为生物物种资源，也许它们在后来的农业科研中起了今天所无法估量的作用。

由于农业科研成果的试验周期长，推广环节多，应用面分散，因此在晚清未能有实效，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评估清代的农学遗产，应当看到，对于近代农业科技的确立，清代做出了它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成了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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