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力、畜力投入特点与能流分析

　　　　（一）人力、畜力与各阶层投入特点

五、生态结构与社会关系

　　　　（一）家畜的饲养与乡村社会内部关系

　　在农村内部，紧张的生态关系导致大牲畜的共同所有制的形成，越是土地零细化的地区，这种现象越普遍。从满铁冀东地区的调查来看，共同饲养多集中在驴的饲养，这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的贫困，同时也因为驴的饲料需求量较少。在丰润县米厂村，马、骡多为富裕农户单独饲养；牛的共同饲养只有一头，为二户共同饲养；而小驴的共同饲养则占3 头，共同饲养户占养驴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平谷县大北关村全村小驴共有61.3头，其中2户共同饲养的有22头，3户共同饲养的达7头，共同饲养占养小驴总户数的38％。昌黎县梁各庄小驴饲养头数为22头，2 户共同饲养的为6头，3户共同饲养的为3头，4户共同饲养的有8头、 共同饲养户数占小驴饲养户数的50％。共同饲养一般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各农户在使用牲畜时往往根据各农户的土地所有量和购买牲畜时的出资情况而定。河北省武强县的四户共有一头牲畜的情况是出资少的2 农户农忙时各使用1日，出资多的各使用2日[1]。在惠民孙家庙， 共同饲养的农户一般是每户5日交替饲养使用，在四户拥有一头牲畜的情况下，由于在农忙里轮换会导致农时的耽误，故农忙时随时协定[2]。

　　如果共同饲养大牲畜是生态压力下农户为了解决生产动力而采取的措施的话，那么“打猪会”或“猪会”这一类的联合则是为了村民的蛋白质营养，这也是生态压力下饲料资源匮乏的产物。顺义县西杜兰庄的猪会由四户组成，每户出购猪崽的资金2元，并出2斗黑豆做精饲料，年末杀猪时其它三户各得肉16斤，油一斤，剩下的归饲养户所得[3]。在沙井村，“打猪会”由3—5 户农户组成，每年春天买猪时，其中一户饲养，其它二户各出1元购资，不足之钱由饲养户补上，大秋后，其它二户出50斤豆，到年末这二户各得肉15斤，油1斤。饲养户是三年内由三户农民轮番充当的，沙井村猪会的成员是土地少且很贫穷的人[4]。

　　　　（二）搭套与家畜的利用

　　一家农户即使拥有了一头大牲畜，在农田耕作或运输时仍会感到不足。在华北，许多农户养不起大牲畜，往往只能养一头驴，而一头驴是难以单独拉一具犁进行耕作的[5]。为了在耕作时配齐牲畜和农具，有牲畜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搭套”，在华北便极为普遍。顺义县前郝家疃村，有搭套而无大牲畜的共同饲养，搭套又叫“插套”。搭套一般也是在所出牲畜、工具、资本相当的农户之间进行。合作农户在出牲畜、农具的同时，各农户之间劳动力也是相互合作协调的。值得注意的是搭套者之间的关系不以家族、同姓之间的关系为限，而是更多地发生于邻居之间[6]。 这里也体现出北方与南方农村社会的差异，即华北农村的邻居街坊关系往往比家族关系更为重要。顺义县沙井村有2／3的农户的搭套关系，搭套以贫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多，因为贫穷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牲畜缺乏，更需要在耕作中实行联合[7]。在历城县冷水沟庄，这种联合使用牲畜、农具的方式叫“合具”，也叫“合伙”，与搭套的性质是一样的。冷水沟村的“合具”一般存在于二户农民之间。合具者的土地拥有量一般在10亩左右，小于5亩的农户由于农具、役畜的实力不济，无资格平等合作，大于20亩以上的农户则拥有独立耕作的役畜和农具，无合具的必要。在冷水沟庄，合具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在婚丧事与其它的日常事务上也相互帮忙。不但如此，在互借粮食、金钱时合具者往往比同族者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8]。

　　　　（三）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与外部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联系，对生态结构的适应特别表现在农民利用市场来实现农忙时对牲畜的需求。光绪末年，望都县丘庄村有耕地2400亩，地质硗薄，“村中牲畜骡马有十余头，驴牛不足十头，常至冬令农隙售而出，春耕购而入，故无常数也”[9]，由于每头牲畜平均耕地为120亩，严重不足，故农忙时购入，农闲时卖出， 这样可以节省农闲时饲养牲畜的饲料。这种习惯一直到50年代初仍盛行于南部的一些牲畜缺乏的棉花产区，如冀南的成安县便是在农忙时大量购入牲畜，农闲时大量卖出牲畜[10]。

　　乡村与外界，也有与生态关系有关的联系。一般村庄无大畜群的放牧者，但农村休闲的杂草地吸引外地的大群畜牧者，在这种情况下，村内人往往也与外地畜牧者有联系。在昌黎县，“北部山间富户多养羊，每家三、五百只不等，专雇羊管。羊群平时散于山间，至冬季寒冷，山上少草，则驱至南部平原地方，散在农地间放牧，至春始归。有交情者，为羊群代备羊圈，并供羊管之食宿，概不收费，只取羊圈粪肥，为其报酬，谓之窖羊”[11]。窖羊无疑是平原乡村农民为获取粪肥而与外界畜牧者形成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为促进平原地区单调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态系统的有效转化，有时也需要从外部移入生态循环中的“转换器”，大群畜牧者正具备了这种能够在生态系统中起作用的“转换器”——羊群。

　　总之，牲畜共同饲养、搭套以及其他一些合作方式，为农户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结构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经济形式的协作机会。这些联合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无疑是华北乡村为应付人口压力下生态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