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史起说”之不可动摇

  “史起说”根本排斥所谓西门豹引渠之说，因此，只要能确认史起首开漳渠一说，就可以得到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我想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文献记载越接近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明确、有力的证据，在两说歧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择取先出的说法，这是治史的基本原则。吕不韦招徕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时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何以会凭空杜撰?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来自九州列国，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国旧民，这些人自应更为熟悉本国旧事。《吕氏春秋》赖“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①像漳水十二渠这样的魏国故事，即应得自魏人所见所闻，因此所记更为可信。

    姚汉源先生虽然说史起、西门豹两说之是非不易遽断，但他事实上偏倾于西门豹一说，故谓《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记开凿漳水灌渠事，系因兴修郑国渠遇有阻抑，“有为而发”，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今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岂能肆意无中生有，指是为非，编造满纸胡话?难道包括来自魏国故地的“诸侯游士宾客”全都蒙昧可欺?姚氏的猜想看来有悖于情理。

    清人梁玉绳也否认史起开渠说，其理由是《后汉书·安帝纪》和《水经注》的记述都与《史记·河渠书》相同，谓西门豹首开漳渠。案今本《史记》之“西门说”诚然有后世的记述相印证，但前文所举班固《汉书·沟洫志》和崔蹇《政论》的记述，又何尝不能印证《吕氏春秋》的记载?因此这样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否定《吕氏春秋》的记载。

第二，《吕氏春秋》记述史起首开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门豹的为人，而史起则直接指斥西门豹守邺时不知利用漳水来灌溉当地的“恶田”，结果弄得魏襄王哑口无言。西门豹为魏国名臣，其事迹战国时人韩非即屡有称道，②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为人，自然不会不了解他的政绩，若漳水十二渠确为西门氏所开，襄王焉能一无所知?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诳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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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二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见《韩非子》之《难言》、《观行》、《外储悦上》诸篇，一一二○页，一一四五页，一一五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第三，《史记》、《论衡》等记西门豹开渠史事，具体情节多与《吕氏春秋》所记史起修渠事契合。如渠道的数目均为十二；再如渠道初开时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获利后又都相与庆贺，即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又如均谓开渠之前魏人行田百亩，邺以田恶独为二百亩，开渠后使之成为膏腴之地(按：《史记》今无行田数额，但《论衡》有之)。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西门豹是一代名臣，除前举《韩非子》、《史记》、《论衡》诸书之外，《战国策》、《淮南子》、《说苑》等书也记有他的事迹，①确实如褚少孙补《滑稽列传》所云，是“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而史起的行止则仅见于开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吕氏春秋》之外，也绝不见载于东汉以前的其他史籍，与西门豹相比，可谓无名小卒。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会把无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伟士身上，而绝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如果说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迹附益成西门豹的功绩，而绝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根据如上三点，我认为史起开渠说根本无法动摇，而确认了这一事实，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门豹开渠的可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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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战国策》魏策一，七七八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间训》，一二九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说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五十五页。按：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谓《国策》、《淮南子》及《说苑》诸书所记西门豹事迹，即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

②  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说，《丛书集成》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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