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近代化的恐惧与怨恨，经常将一些原本与电车无关的事情也相联系并发挥到捣毁电车的程度。先进的交通工具——电车与公共汽车，虽处处小心谨慎，却仍在人力车夫的纠纷中成为无辜受害者。1918年4月，上海工部局整顿交通秩序，“禁止人力车夫徘徊街道中，招揽坐客”，致车夫以“妨碍糊口”而“遂生暴变”，“在爱文义路及新闸路等拆毁电车六架”[15]。据第二日补报，前后共“捣毁电车十一架”[16]。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很多，因为人力车夫向市政府请愿时，动辄以捣毁电车或公共汽车相威胁。1934年5月滦县人力车夫派代表向战区保安队部请愿，“要求停止民众汽车，以复人力车之营业。否则永久罢工，并将有轨外行动”[17]。这里的“轨外行动”，虽未明言，其意思显而易见：如果政府不予配合，他们将自由采取行动，阻止公共汽车的通行。

不知是出于对人力车业影响的愧疚，还是忍辱负重的权宜之计，电车与公共汽车业者平常小心谨慎，尽力避免与人力车的任何冲突；受到冲击与损伤时，也经常自认倒霉，不但不向人力车夫苛求（当然苛求也得不到）赔偿，为了防止后患，往往还须对人力车做进一层的让步。1929年10月北平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固然缘于总工会的改组，但人力车夫在瞬息之间便被挑唆利用，显然与人力车和电车的往日宿怨有很大关系。在事件发生前，人力车业工会曾要求电车加价，以减弱与人力车的竞争。电车公司则认为，为了顾惜人力车夫的营业，公司已作了多次让步，因而对人力车业工会的要求予以回绝。暴乱发生后，电车公司对自己的受损开始反思，在致市政府的呈文中指出，“人力车夫思想之简陋，难保不误认电车定价低廉，有妨人力车夫营业。敝公司痛定思痛，为免除此种误会计，拟酌量增加车价，每段加大洋五厘，合铜元二枚，于兼顾人力车夫营业之中，仍不悖公共交通利益”。电车公司对人力车的让步发生在遭受人力

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电车与公共汽车应有其广阔的前景，若按其性能论，推行数年后便应迅速取代以人力牵拉的胶皮车，而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轴。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环境，电车与公共汽车在民国时期可谓遭遇坎坷，举步维艰。北京电车公司由官商合办，其命运不但与动荡多变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还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之中。天津、上海的电车虽由外商开办，又多设于租界之内，秩序较有保障，但其营业也远非顺利。据上海公用局1930年调查，“上海各电车公司，凡未兼营电气事业者，每年不免亏本”[18](p70)。他们不但要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还要应付人力车的抵制。人力车与电车在争执与交锋中，可谓是两败俱伤。人力车夫在电车开行后营业受损，其生活更加惨苦，而电车在人力车的抵制中，也是遍体鳞伤，尤其在拓展业务方面顾虑重重。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问题，但其实质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政府问题。电车取代人力车是交通近代化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冲突与矛盾，不应该留归他们自己去解决，而应该由社会负责，由政府调控。

三

人力车是各城镇的重要交通工具，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穷困民众的一条生路。由于农村经济的普遍萧条，许多入城的农民都将拉车视作谋生途径。即便没有电车的竞争，人力车夫也常有供过于求之虞。辛亥革命前夕人力车刚刚普及之时，即有人审时度势，胪列出津市人力车夫应该取缔的四项理由：其一，“拖曳空车，徘徊路中，阻碍行人”；其二，“一人呼车，众车抢至，围不放行，甚至有硬扯上座者”；其三，“外来之客，不论远近，任意讹索”；其四，“言定车价，及到地而又多索，与夫借端要求之恶习，不一而足”[19]。1916年初，北京人力车“上捐者已有十万余辆”，警察厅“为维持人道，便利交通起见”拟予限制，又“以贫民生计攸关”而不可持之过急，因此仅采取“消极之限制，不得再复增多”[20]。由此可见，即便没有电车的参与，人力车夫问题也是一个亟待整顿的社会问题，而先进交通工具的排挤，就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与迫切。解决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其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安置面临失业的人力车夫。

但是，失业问题尤其是人力车夫的失业问题，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在当时条件下，人力车夫这一行业，几乎成为其他失业人员的容身之地。1929年北平电车公司在呈请增开环路电车时指出，“人力车为过渡时代之产物，因生计之艰难，失业者相率投身于胶皮，每日工作时间多至十数小时，身体年龄概所不顾，其残酷不近人道，凡属人群均应表示同情”。但是，对人力车的姑息则会形成该行业的畸形发展，“不问供求与需要之如何，一任互相竞争，互相惨杀” (p224)。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府无工厂容纳失业工人”，人力车仍然是“失业者过渡期之工作”[21]。人力车夫的转业问题，已超越该业自身，牵涉到如何安置想以人力车业暂时容身的其他失业人员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