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的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能力，在主体的地位上他们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利蔑视他们的主体地位，没有人有权利做他们的导师；将自己看成是超越主体，而将大众读者看成是低级主体的做法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是极权文化的产物，是和个体文化时代的平等主体观念背道而驰的。成全一个道德批评家的主体地位就似乎要其他所有的读者都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放弃对作品的道德评判，将权利交给道德批评家，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不允许的。 　　因此，在今天的个体文化时代，在道德批评这个危险的游戏中，道德批评家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他不应当将自己的主体地位垫定于超越一般读者的水平之上，他不应当代替一般读者对作品进行道德的审判，他应当而且也只能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主体参与对作品的道德评价，对读者大众贡献自己作为一个一般主体的道德批评。他更不应当试图将“批评的武器”转化成“武器的批评”，试图逾越一个批评家的界限对作品、作家进行“武器的批评”――封杀。他应当相信一般读者的的道德评判力，尊重一般读者进行道德上的自主评判、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试图剥夺读者的权利。 　　六、结语 　　用旧道德的眼光来看待诗人，诗人都将被当成异教徒来烧死，每一个划时代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在道德上对传统的藐视，《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无不如此。价值反叛是文学反叛的前提。 　　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自由还是禁锢？是解放还是压抑？这非常根本。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以来世界文学的基本方向是自由、解放，是对人性的礼赞，对异化的批判，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场伟大的人本主义文学潮流中，身体已经成了个体反抗诸神的唯一武器。它走到了精神前面，并且代替了作为文明史发展的结果进而是文明史禁锢人的手段的精神，成为现代写作者唯一可以依靠的工具。在当代写作中精神大多数情形下被当成了压抑的形式，而身体则被当成了反抗压抑的依据。刁斗就在一个访谈中说："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我喜欢探究情欲，使它在我的小说中成为一种整合力量……至于在小说中对情欲主题的处理，我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我只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的态度……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花城》1997年第6期） 　　新生代作家坚持五四文学以来中国文学的感性论个体美学传统，将人的道德解放置于写作的中心环节上，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比五四作家走得更为彻底，更为坚决。他们开放言谈，解除禁忌，确认性言谈的合法地位，从高高在上的虚幻的灵魂世界回到真实的伸手可触的身体世界。但是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性"面前土崩瓦解。新生代作家及其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敌视感性、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当今某些道德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那些无个性无决断的"群众"。进而言之就是要牺牲无数人的个性，使他们不能成为个人，而成为道德主义者的道德容器。 　　针对这种局面，新世纪的道德批评家有义务和传统道德主义者划清界限，道德批评肩负着沉重的任务，他们有义务阐明为新生代作家道德选择的合理性。 　　同时，我进一步认为，当今文学在道德上的欠缺，不是写欲望，写身体，写私人，而是"唱赞歌"，在金钱和虚名的左右下赞美强权，漠视自由，赞美专制，诅咒天性，赞美压抑，诋毁人性，名目上"分享艰难"却实际上不能与民同哭，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不能理解平民的道德状况、生活愿望。这个时代文学道德上的最大的堕落绝不是所谓的淫靡作风和享乐主义、感官原则而是对民众个体的蔑视和毁灭性的嘲讽以及将毁灭个体当作神圣义务来加以接受的毫不为之感到可耻的念头。 　　新世纪道德批评家在这方面同样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在揭露伪善，批判压制，赞美人性，呼唤人的道德方面他们责无旁贷。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