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人物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自身时，情况就不同了，他获得了作为作者的自主的判断力，这个时候他在主体意识上就和小说中的叙述人区分了开来，因而，我们会发现在《沉沦》的序言中作者郁达夫会解释自己的作品的道德内涵，而这个内涵和我们从小说中直接读到的叙述人的道德意识不一致。 　　这种情形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红楼梦》，曹雪芹的道德意识并不是和作品中叙述人的道德意识完全一致的，如果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补天”，那么，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无论如何就不是作者曹雪芹所能同意的。但是，《红楼梦》中叙述人对贾宝玉的人生观念、道德理念（如对仕途经济的不屑一顾，对大观园中女子世界的迷恋等）采取了一种亵玩的态度，这种态度来源于作者的迷失，作者写作的过程中处于一种白日梦状态，贾宝玉在女儿国中的种种情态，本身就是作者白日梦的一部分，当然叙述人对之会采取欣赏甚至艳羡的叙述语式了。但是这个叙述人和清醒状态的曹雪芹是有距离的，他们并不是同一的。《金瓶梅》、《肉蒲团》等小说中的叙述人实际上是欣赏他们的主人公的，这一点从对性的描摹的极端细致的处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叙述人对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并没有道德批判，甚至对主人公在道德上的状态是认可的，但是在这些书的理性框架中――例如小说中大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某些作者直接出场的地方，作者却表现了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上两部小说作者都有关于写作动机的声明――他们是为了教育读者，使他们知道宣淫是要遭到报应的。 　　我强调这个差距是为了反对某些道德批评者用作品中的叙述人的道德意识来套作者的道德意识，将叙述人的道德观点强加给作者本人，似乎谁写了性爱谁就是赞同性爱自由的流氓，谁写了妓女并且同情了妓女就是赞同卖淫的老鸨，这个观念现在我们已经讲清楚了，是不对的。 　　作者不是叙述人，叙述人的道德观念不是作者的道德观念。道德批评如果依然成立，如果依然说它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必须脱离这个误区。 　　但是在现代小说中，作者的道德观念大多是隐而不露的。现代小说家已经很少将小说的意义理解成了道德教化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作者并非是超越读者的神，他们和读者相比在道德上并不具有更高的地位，他们并没有权利对读者的进行道德指导，甚至他们认为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的道德处境指手划脚都是不允许的。 　　在现代小说中，大多数情况是作者采用限制性叙述视角，在小说中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小说人物的超越意识，小说中的各个意识是平等的、交互的，叙述人不比小说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多，他并不能象传统小说中的全知叙述人那样无所不至地深入到各个人物的意识中去，分析和批判这些人物的行为动机，对之进行道德上的解释，现代小说中叙述人在道德上大多不比那些小说中的一般人物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们常常就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因而，在这样的小说中，叙述人常常并不能给读者提供什么有形的道德理念。他的道德理念常常是暗含在他的叙述动作之中的，是过程性的，而不是终极性的。 　　这个时候，有必要将针对小说的道德批评限制在小说的范围之内。因为在现代小说中，大多数时候作者并不像古典小说中的作者那样直接出场，点名自己的道德理念，对作品中的人物作出道德上的品评，因而作者的道德意识在小说中并不是非常明确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出场的，这样，如果以小说中叙述人的道德意识来揣度作者的道德意识，或者将作品中叙述人的道德意识强加给作者，就都是不合理的。它可能使道德批评变成一种变相的针对作者的人身攻击――拿现实生活的相对的有限的道德来要求作品，进而映射作家，必然将追求美的绝对，以超越性、彼岸性的人性道德理念作为基础的作家、作品看成是不道德的。 　　理清楚了这个问题后，下面需要澄清的就是道德批评的标准问题了。 　　四、道德批评的标准：日常生活道德和超越理想道德 　　现代文学作品中叙述人的道德观念和作者的道德观念的冲突其实质是超越的、理想的、彼岸的、超阶级的、超集团的道德和此岸的、现实的、相对的、阶级的、集团的道德的冲突。作者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他遵循现实的道德，因而“作者”直接出场的文本中出现的道德判定多为现实道德判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但是在现代文学本文中，作者常常是不出场的，代替作者出场的只是叙述人，叙述人是处于审美状态的写作主体，他遵循的美的纯粹规范，如果说他有他的道德理念的话，那一定不是现实生活中限制性道德，而是超阶级利益的、终极的以类存在为根本的道德理念。为什么诗人在“理想国”中将被驱逐，文学在柏拉图的国度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柏拉图式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来要求文学（见《理想国·统治者的教育》）。 　　审美现象中的道德并不是日常的生活在相对领域中的社会道德，而是超越的理想的达到了人性的高度的道德，它具有彼岸性。文学并不天然地需要承担对人类现实生活进行道德鉴定，进而劝善惩恶的功能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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