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如《古今小说》中《蒋兴哥重会珍珠杉》，其中的各个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如牙婆薛氏、陈大郎、三巧儿，在小说中是反面人物，但是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道德观念，只是他们所遵循的道德观念并不为作品中的叙述人所赞同罢了；而平氏，贫贱不移，卖身葬夫，遵循着符合叙述人道德理念的操守。 　　文学作品中道德内涵存在的第二个层次是叙述人的道德判定――它表现的是作品中叙述人的道德观念。这个判定有的时候是叙述人直接陈述出来的，如《蒋兴哥重会珍珠杉》中：“世间有四种人你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哪四种人？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上三重任犹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近日薛婆本是个不善之人……”这就是叙述人直接将自己的道德评判陈述给读者，在这样的小说中，叙述人具有独立于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声音，他超越各个人物，将自己的道德意志贯彻于各个人物的描述之中，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有诗为证”，“诗云”中的“诗”的内容一般都是叙述人对作品中人物的直接评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道德评价。《蒋兴哥重会珍珠杉》结尾：“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做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这首诗是对小说中主人公三巧儿的一个道德评判。但是这道德评判并不就等于是作者的道德评判，过去，我们的道德批评在这个地方是有观念上的失误的――我们常常将叙述人的道德观念和作者的道德观念混为一谈，简单地用叙述人的观念来推演作者，对作者进行各个各样的道德攻击。 　　文学作品中道德内涵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过去大多数的人以为作者的道德观念就是叙述人的观念，其实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一般说来，作者的观念大体和叙述人的观念接近，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作者和叙述人统一的情况比较多见，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也大体如此。 　　但是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叙述人的道德观念和作者的道德观念大多数的时候是有裂缝的――甚至大多数时候作者的道德观念在作品内部并不出场，因为现代作者大多主动地回避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沉沦》出来时他在《沉沦》序言中“讲一番灵肉冲突的道理”。在《沉沦》单行本《序言》中郁达夫自己认为，他的《沉沦》讲的是灵魂与肉体之要求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细读《沉沦》我们就会发现，《沉沦》中只有“身体的要求”以及这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压抑和变态，并没有涉及灵魂的要求，对于这种矛盾，韩侍桁在《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一文中说：只有这性欲的解放……它是不能作为高贵的问题而讨论的，于是我们的作家便巧妙地提出了所谓'灵与肉'这个新名词……不过较智慧的读者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在说谎的。韩侍桁的说法是不对的，郁达夫并没有说谎，因为郁达夫作为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小说中作为叙述人的“伊”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一回事，小说中的“伊”作为叙述人，允许自己嫖妓，允许自己窥淫，允许自己手淫等等，虽然“伊”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感到痛苦和悔恨，但是“伊”并没有因此将自己（“伊”）打上道德的耻辱柱，而是将这一切的根源归咎于社会――祖国家乡的贫弱、异国女性的歧视等等，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直接出场，出场的只是叙述人，因而小说中的道德观念是叙述人的道德观念。小说中叙述人（也就是主人公“伊”）的道德观点是倾向于同情小说主人公“伊”的实际生活遭遇，进而对“伊”在这遭际之中的行为的道德性持理解的态度。但是，这并不就是作者“郁达夫”的道德观点，尽管，郁达夫的小说大多具有自叙传的特征，但是我们依然比必须对作为作者的郁达夫的道德观念和和他笔下小说中叙述人“伊”的道德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过去我是不相信郁达夫在《沉沦》序言中说的话的，但是，经过思考，我认为，郁达夫在《沉沦》序言中说的话并不就是谎话，当然同时也不意味着小说《沉沦》中的叙述人在说谎，他们都是真诚的、真实的。他们之间的断裂是作为作者的郁达夫和作为小说叙述人的“伊”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三、道德批评的方向：“作者”的道德和“叙述人”的道德 　　写作的状态是一种酒神般迷醉的状态。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中止于疯狂的写作状态。常态的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死去了，而活在作品中，代替作者在作品中说话的那个人是叙述者。 　　郁达夫写作《沉沦》时，实际上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判断，而沉浸在叙述人“伊”中，以“伊”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以“伊”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在精神上与“伊”同一了，这个时候，不是作者的道德观、人生观在左右着“伊”，而是相反“伊”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左右着作者。也就是说，作者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出现感情上对主人公的强烈的同情，而放弃了对主人公的道德评判。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在写到安娜·卡列尼娜自杀身亡的时候会痛哭流涕，郭沫若写“喀什美萝”会彻夜难眠的缘故。但是，当作者写完了，他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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