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雷恩认为，人类的管理根源于“自然资源普遍稀少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矛盾。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需求，人们从而形成管理组织，行使管理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得、分配和利用人类的努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9页。）。管理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稀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资源稀少”利用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伦理问题。换言之，管理就在于有效地去调节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去促成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效益。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总是与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相联系的，而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相联系。由此可见，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对于效益的谋取方式和谋取行为的伦理问题。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现代管理谋取效益的方式和行为已经形成了由三个层面组成的相互连贯、依次递进的逻辑统一体：一是管理技术层面，即主要从管理的自然性质出发，着眼于生产劳动过程中人、财、物、信息四大基本要素的配置，通过计划、组织、预测、决策、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职能形成对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优化配置，它决定着管理能否实现自己的有形目标和效益定位，属于自然过程范畴；二是管理权益层面，即主要从生产的社会组织关系出发，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如何使要素配置和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调节和控制生产经营，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三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层面，即主要从管理组织的内外部关系出发，着眼于管理谋取效益的方式和谋取行为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和道德要求，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良好声誉和道德形象，并获取追求的效益目标，是管理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物化”或制度化了的管理规则、执行程序和管理行为规范，管理伦理作为管理的一种内在需要，通过一系列使管理组织内部、管理组织与社会、管理组织之间等关系协调的措施、方法和途径等体现出来。管理的权益层面和内在道德层面属于社会过程范畴。相对而言，传统管理学注重管理的技术层面，强调对纯粹管理过程的组织、预测和实施，在对行为的经济化假定和量化分析中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管理就不免受到数学模型和工程论观点的限制，使管理最终成为技术工具的俘虏，将手段误作目的，带来对管理本质的误解或简单化，致使传统管理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管理从技术层面投向权益层面和内在道德层面时，便向真理迈进了一大步。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活动反对对自然过程的预测和控制，而是在此基础上体现对管理伦理关系的调节，其深刻之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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