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叶的前期，中国农村将基本完成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实行费改税，这是21世纪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这项改革，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妨用下图来说明这一问题：

    附图{f21a16.JPG}图中P为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总价值，Q为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总的数量，S为农民向国家、集体缴纳税的供给曲线，D为国家、集体需向农民征收税的需求曲线，A、B、C分别代表国家、集体、农民，E表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分配的平衡点。如果D曲线的斜率加大，则E点就向下，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就大部分给国家和集体拿走了。反之，如果D曲线的斜率缩小，则E点就向上，国家和集体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剩余产品就少。因此，当两根曲线相交于E点时，国家利益P0、集体利益P1和农民利益P2才能趋于均衡。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ABC转型模式”是21世纪农民负担由治标式向治本式渐进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当前正在进行试点的地方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方要认真作好准备，加快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进程。

    ——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这一转型模式的基本内容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则，运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根据农民从事产业不同和经济收入的高低，分成“甲”、“乙”、“丙”三种类型。笔者设想，在经济发达地区，年收入在5万—10万元的农民为甲类，年收入在3万—5万元（不包括5万元，下同）的农民为乙类，年收入在1万—3万元的为丙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年收入在3万—5万元的农民为甲类，年收入在1万—3万元的农民为乙类，年收入在0.3万—1万元的农民为丙类。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的转型，可以考虑用市场调节的办法实施，即按照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经济收入来确定向国家上缴税的多少。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体现了中央关于“高收入多负担、低收入少负担，减免困难户负担”的政策精神，广大农民也容易接受。上文提到的江苏海门市实行的公平负担的办法，与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有相同之外，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合理、合情、科学地确定农民十分关心的不同经济收入标准的问题。同时，要落实减免困难户负担的政策，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很重要。笔者认为，县、乡政府在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中应当充当“主角”，千万不能充当“配角”。在过去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即地市以上政府拼命抓，农民在基层拼命喊，县、乡一级政府被动应付检查）的情况，说明县、乡政府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农民负担治理的“主角”。这一问题不解决，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重要任务就难以完成。笔者据此认为，政府的角色定位正确与否，这是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一定要提高对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过程中唱好和演好“主角”戏，当好转型的促进派。惟其如此，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才能在21世纪初叶完成由治标向治本渐进的转型任务，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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