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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实现城镇化进程。在中国走向城镇化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如何选择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更同时面临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如何经营城市、营销城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不仅是城市化的世纪，同时也是城市经营的世纪。在城市经营上，如何实现城市的增殖经营和城市个性的再造，又是中国21世纪城市经营面临的最大难题。
 
    市场稀缺定价原理与城市个性定价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城市是一种受市场调节的价值化的资产。在市场竞争中要实现城市的增殖经营，就有一个按照市场竞争规律经营城市资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稀缺性是市场定价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是最原始的物物交换，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都是满足某种稀缺需求的交换。产品的稀缺程度越高，越能获得高的市场定价。即使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是产品质量高、服务好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同类产品具有不同的质量和服务这也是产品稀缺性或个性的表现。总之，市场不断为稀缺产品进行高定价的同时，淘汰缺乏个性和非稀缺产品的这种机制，就是一个鼓励创新，促使产品多样化的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从短缺经济向目前的过剩经济发展的过程，正是市场经济的稀缺定价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90年代以前形成的短缺经济时期，是在市场调节的作用下，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短缺一个一个地弥补起来。90年代以来，当中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时，市场的稀缺定价机制又开始了新的调节，一方面将缺乏竞争力的产品，也就是将缺乏个性的产品淘汰出局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将经济发展中新的稀缺通过市场价格信号表现出来。这些新的稀缺信号就是目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目前中国需要发展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在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同产品一样受到市场稀缺定价规律的制约。在十五期间中央之所以推出城市化发展战略，这本身就是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明智决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所以需要城市化，是因为城市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稀缺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城市同农村相比，受计划经济控制的程度要高的多，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首先从农村开始，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经过20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城市中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基本消除，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总量推动型增长向技术主导型增长转变，城市所拥有的技术、人力资源要素积聚的优势，使城市成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经济增长的有利场所（中国80%的技术、人力资源要素积聚在城市）。从90年代开始，城市经济的发展由乡镇企业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自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稀缺因素，在市场力的推动下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中国21世纪市场竞争主要内容而出现。在企业竞争的基础上出现的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中国21世纪的市场竞争呈现错综复杂的格局。城市之间竞争的加剧，必将刺激城市经营的兴起。这正是目前出现城市经营热的深层原因所在。在市场竞争推动下出现的城市经营，决定了21世纪中国城市的经营，也必须按照市场稀缺定价规律进行。因为
    城市作为经济增长要素流动和积聚的平台，经济要素在城市之间的积聚和流动也是按照市场稀缺定价规律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对经济增长要素具有的吸引力、积聚力和增殖力，来自城市资产的独特个性。一个城市越是具有吸引城市流动资产积聚的洼地效应，那么城市越获得的高的市场定价。所以要使经营的城市获得高的市场定价，不仅需要提高城市总资产的质量，更要提高城市资产独特性和城市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城市经营的竞争中，形成吸引城市流动资产积聚的城市洼地效应。缺乏个性的城市，就像缺乏核心技术和专有产品的企业一样，很难在城市经营的竞争中实现增殖经营。

    城市个性丧失与城市资产过剩

    在市场力推动下城市化和城市经营，需要一个多样化和富有个性的城市群体出现，但在计划经济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城市之间相互模仿攀比式的竞争导致的是城市个性丧失和潜在的城市资产过剩的风险。城市个性的丧失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增殖经营的最大障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的开放城市不论在产业选择，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设计上，大都是在引入、模仿发达国家中完成了初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沿海城市模仿就是创新，模仿就是个性。因为当国内大部分地区仍处在旧经济体制下时，模仿就能创造稀缺。所以，从80年代以来，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对西方现代化和城市发展创造性的模仿，在全国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形成的洼地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和人力资源的积聚，所以这种轰动效应使沿海开放城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进入21世纪后，当模仿成为全国一种普遍的做法时，模仿就不再是个性的显示，反而意味着现代中国城市个性的丧失。特别是在城市建筑方面，攀比式的模仿形成全国千孔一面的城市建筑，连外国人都感到吃惊。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看过中国的城市建筑后讲：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时，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我可能是在迈阿蜜、新加坡或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个样，没有各自的特殊的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我才能看出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我到过上海等其他中国城市，我认为中国的城市正在发展中一步步失去自我。我感到很遗憾。中国就像俄罗斯和意大利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有个性的人民通过建筑展示自我，我担心你们通过模仿外来的建筑而逐渐丧失自我，而要在重新找回传统的中国特色就会很难。（1）
    在模仿中形成的城市建筑失误和城市个性丧失的问题，不仅仅是建筑规划和设计问题，这反映了在中国城市经营中的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这种缺乏创新的模仿式的城市经营，造成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城市建筑上，还表现在城市雷同的产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城市发展功能上。从城市增殖经营的角度看，丧失城市个性也就等于丧失了城市增殖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仅不会为没有产业个性、没有城市形象个性以更高的定价。而且还会使大量产业结构雷同、城市形象相同的城市资产淘汰出局，像被市场淘汰的过剩产品一样，形成过剩的城市资产。
    从目前看，在模仿中形成的缺乏个性城市资产，可能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城市资产的过剩： 
    一是雷同化的产业结构，形成城市的流动资产的闲置和过剩。国内的许多城市在确定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上，不是从城市特有的产业发展优势和市场优势出发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而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文件规定，将中央对全国一般性战略规划，死板硬套成为地方的发展战略。于是出现许多地方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成了中央或其所在省市发展战略的翻版。所以出现了中央提出要在十五期间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到了省、地、市甚至乡镇都提出要搞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和地区之间重复投资形成剩余资产尚未消化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从观念和制度上走出计划经济束缚的、过度重视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而忽视纵横交错的市场的力量，那么我们在十五期间还会重复产业雷同的老路。使一些城市的资产，不仅不会增殖，反而成为被淘汰的负资产。
    二是缺乏地方文化和历史特色的城市建筑，使本来具有旅游价值的城市失去旅游价值。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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