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相当于全国财政总收入的7％～8％。把对城市锦上添花的事缓一缓，就能多做不少对农村雪中送炭的事。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购买力，这才是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途。

    第三，农民负担与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机构设置有什么联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似乎是大多数人对目前乡镇政府的评介。因此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当然也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内容，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全国乡镇财政供养的人员约1280万人（不包括不在编人员），其中约200万为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中，党政干部约140万人，平均每一乡镇近35人；乡村教师近700万人，占人员总数的65％以上；其余200余万为事业机构人员。前几年精简的力度主要在于清退不在编人员（当然此事尚未完成），但再往下减，难度就来了：要维持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等六套班子及其必要的工作部门，每个乡镇35名党政干部似不能算多；大规模精简教师则又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客观要求很不吻合；精简事业编制人员，除非撤销机构，否则就必然转向“企业化管理”，财政不拨款而直接向农民收费。

    这当然不是说乡镇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已面临山穷水尽，而是说想维持原有的总体格局，改革的余地确乎不大。因此就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作更深入的思考：一是全国平均每个乡镇6083户、23252人，其经济规模和实力是否支撑得起一个六套班子齐全的完全政府？因为有一级政府就不仅要养人，更是要干事，不是仅发工资就能运转的。二是前几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设在乡镇的不少负有行政职能或承担提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已经改为事业机构性质乃至企业化管理了，因此看似吃财政饭的人减少了，但直接向农民收费的理由却增加了。

    农村税费改革触及的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三方面，但仅此已不难看出这项改革所涉及的面之宽、层之深。因此，称之为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确是毫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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