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唤醒民众的第一个胜利,那么,在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一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这对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因此,开入敌后的八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地方政权,筹备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1938年1月,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接着,各村直接选举了村长,任命了区、县长。1939年2月以后,区、村建立了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县建立了县政会议。1940年,中共边区党委又决定根据“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并以竞选、普选、直选的方式,选举村、区、县、边区各级民意代表。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这一工作因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是于1943年1月召开,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立起来了。
与旧政府的专制、腐败、低效相反,边区政府具有民主、高效、廉洁三大特点。边区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民意代表、政府官吏的产生,是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选举前,“发动老百姓去讨论,然后提出候选名单,举行竞选,宣传并让竞选人发表政见,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时也“不是什么‘推选’,而是要秘密的票选方式”,以使农民“选出自己要选的人[1]”;民意机关从议事机关发展为权力机关,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成为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政府取消高官厚禄的薪俸制,代之以最低限度的生活津贴,并坚决而严厉地惩处贪污行为,这使村级财政整理之后,“经费支出较前减少了60—70%[2]”,“政府的公费减少到最低限度[3]”。随着简政工作的不断深入,不必要的机构裁汰,庸肿的机关缩小,仅冀中、北岳两区,1941年冬季就“裁减人员先后达4万[4]”。通过简政,边区政府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工作人员的雇佣思想,任上的干部,因有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便能养成吃苦耐劳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个个精明强干,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人民办事方便快捷。如此鲜活的人民政治,在边区农村社区实在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农民们第一次行使选举领导的权利,第一次看到“清官”与公仆的区别,第一次能监督自己的领导,也第一次认识到有自己的政府,从而大大缩短农民们与边区政府的距离。因此,往日对国事、政府持冷漠态度的农民们,今天却踊跃地投入了干部的选举与政府的事务;往昔聊无生气的农村,现在却处于高昂的政治热潮之中。边区农村社区之内,不仅农村男子参选率高达83.9%,就是那千年加受夫权压抑的农村妇女参选率也高达80%以上[5];干部与群众相互批评、相互学习,农民群众出入于边区各级政府,自己的要求及意见在各级政府的会议上得到反映,同时,对政府的困难“也都愉快的在想办法[6]”。在这里,农民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终于逐步上升到为民族、国家而战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义20余年,已陷入失望,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竟会实行起来”,“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7]”。可以说,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
[1] 杨尚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1944年7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19页。
[2]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3] 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1940年2月28日),《解放》第115期。
[4]《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5]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总论编》,第166—167页。
[6]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7]《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