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开展节约运动。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

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2]。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3]。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4]。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5],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6]。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构“两头向中间挤”的新变化,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持久的坚持,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激发了农村社区“自救”、“共存”、“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7],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

然而,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是把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其表现是:

(一)提出了“均产思想”,以土地多少论,“谁家地多斗争谁家”[8]。在解决贫苦抗属,退伍军人生活问题时,随意调剂土地,甚至是“有地即调”。如平山县12区的郭苏村被调剂土地的农户中,70%是中农,还有2户是贫农;有的地方则形成了“平均使用土地” 的局面[9]。因为地多了要调剂出去,少的则可以调剂进来,社会负担又过份地集中于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身上,募捐时又是“不自动不行”、“谁有钱谁拿负担”[10],加上未来社会目标的宣传是单一公有制的“集体化”,于是,“地主纷纷卖地”,富农、中农们“再也不买地了”,“等待分地”[11],并出现了“赔钱送地的现象”[12],导致了农民们“怕富”、“恐富”、求平均的心理,也“不积极和自然界斗争了”[13]。

(二)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本来,当年解决抗干、抗属、孤寡老弱和难民困难,力争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是当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但社会平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要将战时平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封建”、“自私”与“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模式的“集体化”道路,实行集体化劳动[14]。同时,再加上政府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垄断商业”,使“人人加入合作社,一切经过合作社”[15],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剥削”,认为两者结合,就可以克服农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实现社会的平均。

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又总是在“批右”和“纠右”斗争中受到限制,很快被中断而停止。当时,农村工作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报告中认为,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行动“样样正确”,可以“指挥一切”,“必须不准人批评”[16]。干部们以此“来打通思想”[17],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不成文定俗,“怕别人说自己右了……认为越‘左’立场就‘越稳’”,社会平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纠正。于是,农民们“怕冒尖”、“等着共产”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内滋长[18]。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

该文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