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

要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农民充分而严密地组织起来,适应整个敌后农村残酷而艰苦的抗日军事斗争,这必定要改变农村社区的组织状况。八路军共产党初来乍到时,用“一盘散沙”来概括晋察边区农村的组织状况是确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边区广大农民生活散漫,区内组织松散,相互联系很少。这种状况在那多是山岳地带的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北岳地区,因其交通与地理的阻隔,农民与农民、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少而显得尤为突出。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军阀内战,此起彼伏,社会变动无常,没有一个中心统治力量[1]”,“青红帮及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很活跃”,每当战争发生,“乡下即形成无政府状态,散兵游勇到处抢掠,土匪流氓趁火打劫[2]”。抗战初起,国民党军队南撤之后,“土匪、杂牌军、联庄会、会党峰起,‘司令遍天下,指挥赛牛毛’”。他们自立关卡,滥行征税,巧立名目,随意捐派,甚至押人罚款,掠人勒索,“一切都在无秩序、破坏和崩溃”之中[3]。整个农村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样无序的社会与焕散的民众,要在敌后组织对日军的有效抵抗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4],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首先,在深入敌后之初,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并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恢复稳定农村秩序,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

其次,在农村地方政权建立之后,普遍成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军区制度。军区之内,农民抗日武装分为地方正规军、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三部分。其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吸收了边区农民中17—40岁年龄段的主要部分。他们又根据年龄分为三个层次;17岁到23岁为青年抗日先锋队,20岁到35岁的为基干自卫队,35岁到40岁的为警备自卫队[5]。这种普遍武装农民民众的形式,30年代初期就曾在苏区内实行过,并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被称为民兵制度。它与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结合,通过逐级的升编过程,很好地解决了边区敌后抗战中难以解决的野战部队和正规军的经常补充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民众的组织化、武装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军事化与全民总动员,有效地支持了艰苦的对敌抗战。

其三,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那时称“互助团”、“帮耕团”。1939年之后,天灾敌祸纷至沓来,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在边区农村社区之内,大家共同面临的是“自救”、“共存”的问题,于是,农村一些民间传统的“换工”、“拨工”互助形式兴盛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口号,要求“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6]”。此后,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发展,“变工队”、“拨工队”及各种“突击队”普遍组织起来,而在修渠、开荒、修滩、捕蝗、抗旱等生产活动中,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据灵丘县98个村庄统计,1944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58.1%[7],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94%、女劳力的90%以上已参加拨工互助,并建立了“四套合一”(拨工组、合作社、抗联、抗勤小组)的拨工队,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8]。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