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地权集中的特点

    通过上文论证，笔者认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地权集中的规模看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

    所谓普遍性，第一个方面是就地域而言，地权集中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都存在这种情况。当然，普遍性并不是说各处地权集中程度是均衡的，事实上，各地互有差异，大概而言，江苏和浙江两省地权集中幅度高于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四省。第二个方面是就农户阶层而言，它涉及的范围广泛，不仅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土地，而且一部分中小地主也加入了失地人群。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30年代前期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中国农村破产，农民普遍贫困化，农户负债比例大幅度攀升，在生存第一原则的支配下，小农只有把自己最大的资产——土地作为度过难关和活命的凭藉，于是一部分小农抵押、典当乃至绝卖土地，从而

引起地权集中。

    刘克祥先生认为20世纪20年代，约有30％—40％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60％—70％的有地农户约占有全国40％—50％的土地，其余50％—60％的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①；但是30年代前期11．8％的地主、富农占有61．7％的土地，而占人口88．2％的中农和贫雇农，占有38．3％的土地，其中占人口66％的贫雇农，占地比例为17．2％，所以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恶性集中。在这里刘克祥先生是就30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地权集中程度而言的，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笔者以为地权集中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形成土地兼并狂潮，没有达到“恶性集中”的程度。

按理，既然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其幅度就应该是很大的，地权演变成恶性集中的可能性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表6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并没有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其次，从各地地权变化状况也看不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分配达到了恶性集中的程度。②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浙江农村调查，尽管农户负债比例很高，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了土地，但是地权转移并不是非常剧烈。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各县农村调查后认为，土地“转移情形并不十分显著”③。江苏盐城“农田买卖情形，近来不甚活跃”④。江都县1931年以后，因为粮价与地价猛跌，土地买卖减少。据第九区某中人说，1931年以前，他做土地买卖中人，“年可

————————

　　①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3页。

　　②　另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06—717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0页。

得佣金三、四百元，民二十年以后，年约得佣金二、三百元，去岁(1933年)竟无土地转移之事实矣”①。泰县1931—1934年间，因农村经济恐慌，土地“买卖关系，几乎全成停滞状态，虽纵有转移情形发现者，亦不过作债务之抵押”②。常熟的“田产转移比较停滞，这是近年来都市膨胀，农村偏枯情形下必然发生的现象”③。湖北大冶30年代前期土地买卖呆滞，“因为在迭经兵祸之后，有钱的不愿再买地，无钱的就更不用说了”④，所以地权很分散。因为经济衰落，30年代前期黄冈土地买卖也不如从前活跃，地权转移受到限制。⑤湖南湖田地区出现小地主驱逐大地主，小经营排斥大经营现象，地权也趋向分散。⑥

    之所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没有出现恶性集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土地所有者和富有资产者转移投资对象。时人评论道，虽然30年代前期“中国地权分配实不平均，地权颇见集中；不特如此，而且有渐渐愈趋不平均之势，即地权有渐渐集中的趋势”，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卖地和有资产者投资工商业而不愿投资土地，所以“在最近几年中，长江流域并无显著的土地集中趋势”⑦。据曹幸穗先生考察，

————————

    ①  吴致华：《江都耕地分配》，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6辑，第34792页。

    ②  许荣肇：《江苏泰县土地概况调查》，《金大农专》1936年10月秋季号。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7页。

    ④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41页。

    ⑤  潘涸：《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38页。

    ⑥  彭文和：《湖南湖田问题》，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5辑，第39390页。

    ⑦  吴文晖：《现代中国土地问题探究》，《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4年冬季号)。

抗战前江南地区土地投资的年纯利润为8．8％，而工商业平均利润率分别为30．2％和31．4％，前者明显低于后者，所以“最富有者对购买田地已不感兴趣”①。总之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宏观背景是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没有出现恶性集中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二，国共战争的影响制约了地权转移。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和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地主饱受冲击，往往视土地为祸源和累赘。例如有的评论说，“‘赤区’的存在，以及各省各县农民抗租抗捐行动的频发，对于田产的转移，已经给予严重的威胁……(地主、富农)非但不敢买进田产，倒反尽力将自己所有的田产相机出卖。这种情形在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最为明显。”②湖北地主“怵于过去因田买祸”，30年代前期土地“即使每亩价值一元或二元，也无人问津”。③不仅战区如此，风声所及，连长江下游地区的江浙地主也怀有同样心理，对买进土地持有戒心。————————

    ①  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③  湖北省民政厅编印：《湖北县政概况》第4册,1934年，第1134页。

第三，限制地权大幅度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30年代前期农村破产，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农民负担加重，土地收益大幅下降，换言之，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危机自身限制了地权大幅度集中。农村经济危机期间，虽然土地供给市场急遽扩张，为地权转移和土地兼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危机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相对萎缩的土地需求市场。因此，农村经济危机一方面提供了土地兼并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土地兼并。当时的情况是有地者人人皆欲出售土地而活命，从而形成土地市场供大于求，以致有地卖不出去的局面。这种状况在两个方面极大地限制了地权集中的程度，一是使有机会出售土地的农户减少，二是使农户能够卖出的土地数量减小。①总之，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的畸形性限制了土地集中的幅度。   

    此外，小农零星细碎地抵押、典当直至绝卖土地的复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土地丧失速度，限制了地权集中程度；30年代前期小农普遍贫困化，由于担心贷款的安全性，高利贷者不肯轻易放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权集中程度；同时即使在农村经济危机期间，影响地权分散的因素，诸如诸子均产、小农力农致富等因素仍然继续在发生作用，凡此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地权的恶性集中。②

    其次，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看，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农村地权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停地流转的，虽然从前土地兼并的钱财一般也来自农业部门以外，即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也非常强③，但是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06—717页。

    ②  参见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③  参见[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一119页。

    第一，土地大量流人城居地主手中。上文所述何廉、方显廷所说浙江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著”，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且这绝非个别现象。30年代前期由于平民地主、富农，尤其是专靠收租的地主日子越来越难，他们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有时也是入不敷出，不得不典当、出卖部分土地。所以农村小地主对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丧失的土地吸纳能力有限，相当一部分土地流向资产雄厚同时又与农村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城居地主手中。尽管30年代前期土地收益减少，有钱人不愿收买土地，但是土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流入若辈手中。①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盐城沙沟镇一带，农民破产，纷纷典卖田产，而买主多为在外之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地主。②江苏“铜山县四乡(尤其是近郊)土地，已大多集合在少数城市大地主手中”③。据金陵大学30年代前期对江西、安徽、湖北地权异动之后土地流向的调查，同样显示相当部分土地流人城居地主手中。④据土地委员会对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状况调查，承典土地者“商逾十之二，余为士绅地主等。可见土地逐渐转移于非农民手中。”⑤

第二，30年代前期土地兼并者相当比例为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政权官吏占有相当比例。近代中国政权的性质越往基层，封建性越强，赤裸裸的掠夺性越明显，保甲长、乡村长、包税人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占或“强贱买”土地，更具有血腥味。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向社会基层延伸政权，农村官吏多了起来，自然也就增加了彼辈买田置地、乃至强行霸占土地的机会。据对无锡518个村长中的104人调查，91．3％为地主，7．7％为富农，1％为商人。⑥江苏邳县、常熟的村长和乡长相当多是地主兼高利贷者。⑦徐州包税人李西堂包收丰、沛、萧、砀、铜5县酒池税捐，因此发了大财，“六、七年间

————————

    ①  参见左楷康《中国地权分配的动向》，《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7期，1936年7月。

    ②  董成勋编：《中国农村复兴问题》，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86—187页。

    ③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月。

    ④  参见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编印《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1936年，第78—79页。

    ⑤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l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8页。

    ⑥  陈翰笙著、黄汝骧译：《现代中国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

    ⑦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2页。

即买地近六百亩”①。铜山县因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差役也获得从中肥私的机会，“三年以来购置田产三十至四十亩左右”者比比皆是。②之所以在土地收益减少而负担加重的形势下，基层官吏还愿意收进土地，一是因为其土地来得容易，二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地位的优越，苛捐杂税可以逃避，田赋可以飞洒诡寄”而继续获利。③

    其实，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往往是一体的。正如钱俊瑞所说，这些新兴的土地兼并者“在城镇里面就是银行钱庄的存户，甚至就是他们的股东，同时还是商号、当铺的老板；在乡村里他们是收税吏，小店铺和高利贷的主人。当然除此以外，他们又是乡村行政上的领袖。”④他们身兼多种角色，并互相转换，以最有利的方式购买田产，逃避税捐，成为地主阶层中的骄子。总之，“简单地说，中国的新式地主，大多是身居都市远离土地的贪官、污吏、军人、高利贷者及重利盘剥的商人”⑤。

    最后，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地权分配变化中的地位看，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变化，一般认为，“清代中叶以后地权有较快的集中趋势，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长江流域几省地权分散，自耕农大量增加，70年代以后军人、商人地主兴起，地权再趋集中”，“大约到19世纪末，土地占有状况基本上与战前相同”⑥，进

————————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地主罪恶种种》，无出版时间，第31页。

    ②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2页。

    ③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749页。

    ④  《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⑤  左楷康：《中国地权分配的动向》，《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7期，1936年7月。

    ⑥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90页。

入20世纪以后，地权分配总体上逐渐趋向分散。笔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分配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晚清军功地主继续存在，加上民国初年又出现一批大小军阀地主，所以地权基本维持在19世纪末期集中的状态和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年代中前期农村经济好转，地权有所分散。① 20年代中后期，湖南、湖北、江西受大革命洗礼，农民运动兴起，土地革命高涨，地主深受打击，纷纷逃亡或者转移投资对象，从而使得长江中游地区并且连带下游的江浙地区，因政治形势影响，地权也有所分散。20年代末期以后，尤其是30年代前期，地权再趋集中。并且，笔者认为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程度达到了20世纪上半期的最高峰，此后地权渐趋分散，所以我们说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汉奸勾结日伪，强占土地，地权有所集中。②但是大部分地区地主在日伪统治与国统区政权苛捐杂税的逼压下，或者破产流亡，或者分散资产以减轻负担③，相当比例的地主成为富农乃至中农，地主阶级新陈代

————————

    ①如20年代物价上扬，茧价高涨，江南农村经济较好，有余资购买田产而成为自耕农的贫农不在少数。参见丁沧水《近代嘉湖地区土地关系的变化》，《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②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3—8、180—184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38—40页。   

    ③争来临后，随着大量地主逃亡，一部分债务往往也就不了了之；为了逃避赋税，抗战爆发后，富户分家比例明显增大，参见〔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8—89、127—128页。

谢激烈，占有土地呈分散的趋势。同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反而使得小农回赎30年代前期典押土地的可能性增大。①还有就是抗日根据地经过土改，地权自然分散。所以，总体上看，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趋向分散。抗战结束到全国解放时期，地权变化进入较快的分散时期，尤其是1947、1948年以后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解放战争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国共双方决战前景已经基本明朗，一部分地主、富农纷纷转移财产，出卖土地，导致地权继续分散。②

————————

    ①  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80页。费孝通先生也认为抗战时期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清理债务，虽然这会引起纠纷(《内地农村》，生活书店1947 年版,第193页)。

    ②  参见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2—603页；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85、206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