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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框架是:“确立一条思路,走出一条道路,加快两项改革,协调三大关系”。

    确立“四位一体”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鉴于中国农民工问题形成和显示的复杂性,根据目前我过经济社会的格局和条件,应确立“四位一体”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

    所谓“四位一体”的思路,即中央政府、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农民工使用单位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的相互协同,在对农民工问题分类基础上,明确各自职责与任务,分阶段、分重点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即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位一体”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不仅需要非农产业的发展、非农产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集聚,而且要突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决好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

    从有效或者低成本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以及避免城市规模过大而带来城市病的角度出发,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内涵还应包括稳定大城市发展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战略与方针。

    加快两项改革。一是加快国家社保制度改革,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当前,无论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看,还是从经济又好又坏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要求看,都应该说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好时期和最关键时期。加快国家社保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尽快建立以中央政府统筹为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结合,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政府和企业、个人相结合,城乡协调与互动,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解决社保问题的另一重要性是:中国的社保问题捆绑着中国的土地问题,社保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将难以解决。

    二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过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既难以满足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又难以适应城市化进程和进城农民市民化的需要。农民工与其家乡承包土地关系的处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正面临着新的改革的挑战。农村土地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是:建立农村土地的混合所有制(或称混合产权结构),明确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永续化和物权化,在此基础上,加快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经营权)的市场化;要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社保制度改革同步推进,用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保制度替代土地对农民的社保功能;要进一步探索农户土地权益换社保的制度与政策设计;探索社区土地股份合作,区域用地指标跨省区交易的机制与政策。

    协调三大关系。一是协调好经济转型和农民就业的关系。我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资源与环境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人力资本利用方面。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把握不当,则很可能会出现增长方式转变了,但大量的企业倒闭(目前一些地区已出现这方面的迹象),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进一步转移出来,进而社会就业矛盾急剧尖锐的情况。因此,协调好经济转型与农民、农民工就业的关系,稳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需要予以深入研究,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

    二是协调好产业转移和农民流动的关系。

    由于相对从紧的宏观经济调控,当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但另一反面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企业)却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并且二元社会体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处理好产业(企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则有可能导致产业与劳动力在空间的逆向关系,即产业(企业)转移了,但由于体制、信息、再流动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工)却不能及时随产业一起转移,而是滞留在原产业(企业)所在地,进而打破产业(企业)转出地经济与社会的原有均衡和秩序。为此,需要研究我国产业(企业)区域转移与劳动力(农民工)流动的协调机制;要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手段对要素流动、产业(企业)空间优化配置的作用;要科学评价农民跨地区流动和产业跨地区转移的不同绩效;要重视省区间经济社会利益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这发面的积极性。

    三是协调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关系。总体而言,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应在“四位一体”的思路框架下,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应着重与覆盖全体公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基本养老金、失业和最低收入保障等问题的解决和立法。

    地方政府(包括流入地方政府和流出地方政府)以及农民工用人单位应注重与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如住房问题、劳动环境、环卫问题等)、劳资关系、家庭分居、培训教育、土地权益等方面问题的解决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