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户均住房间数的大幅度增加，则是郑先生通过自己也信心不足的“简单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将1922、1930年分别由戴乐仁、董时进主持的两次河北农村调查做了对照，结果“发现”：无房农户和3间或不满3间的农户有所减少，3间以上的农户有大幅度的增加，拥有7间半以上的住户到1930年接近所调查农户的一半。我们并不怀疑这两次调查的真实性，然而如前所述，戴乐仁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其中无地户以及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比例是62.77%，占地5亩以下及无地户合计则为44.14%，而在董时进所调查的农户总数中，占地5亩以下及无地户的比例为26.95%，占地20亩以下及无地户的比例也只是66.75%（注：董时进：《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研究报告第4号，1932年5月刊印，第4页。），通常情况下占地数量和住房间数又是成正比例的关系，所以，这两次调查的可比性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换言之，由于后者所调查的农户平均占地26.7亩，多数不过20亩，因而其所代表的可能是华北农村，至少是河北农村农民住房的常态，见表10。
    这一点可印证于同时期的其他河北农村调查。例如在定县东亭乡515个调查户中，有252家的房屋在5间以下，几占总户数的一半，其中有3间和3间以下的占27.18%，这些“多半是偏穷的小农户”（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72--273页。）。这与上述董时进的调查极其接近。何况即便是户均间数较多，也不一定意味着农家居住条件的优良，因为往往是房间数越多，家庭人口数也越多，平均每间人数差距就不是很大了（同见表10）。正如董时进在另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的，华北乡村的房屋分配实际上“颇为平均，但均甚拥挤，且一间至三间之户数竟属最多，其用途则包括卧室、厨房、贮藏、工作、客厅、饭厅等，一家男女大小，均凑集在内”（注：董时进：《罗道庄之经济及社会情形》，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调查研究报告第2号，第5-6页。）。这不独像李景汉先生所详尽描写的那样有碍于家庭卫生和居民健康，甚而至于农民的性生活质量也大受其扰。（注：参见石堉壬《一个农村的性生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41年5月毕业论文，手抄本。）

    　　表10　河北省25000家乡村农户住房与户数、人数的关系（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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