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廿八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总第17期，增刊（二），第70页。
    很显然，由于农业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民更多地从事副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其生活水平反较环境优越地区为高（北部地区因条件特殊不论）。但是必须注意，这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大，不宜拔高和夸大，而且像上述小果王庄那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些以手工副业作为养家活口最主要手段的农户，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毕竟是在恶劣环境驱迫之下所采取的一种应变行为，所以当他们几乎全力以赴于手工副业之时，往往又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忽视了对身居其间的恶劣生态环境的改良工作，结果只能是将自身的命运完全置放于起伏不定的外部市场和经济环境之中。这实际上是贫困小农在生存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种类似赌博的冒险行为，因而较之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地区的农户来说，其收入水平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获取了一时的高收入，却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风险和不安全性。衡量小农的家庭收入，安全原则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而是超越利润之上的第一准则。
    事实上，无论是在高阳、宝坻、潍县等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还是其他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农业收入越低的农户，其从事手织业及其他各类副业的动力越大，其依靠各类副业所获得的收入也愈高。20世纪30年代初，张世文通过对定县大西涨、东不落岗、南支合、南王吕、西市邑、西板等6村家庭工业的细致调查，曾总结出如下规律：(1)每家自有田地亩数与从事家庭工业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百分数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就是自有田地亩数愈少，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反倒越高；自有田地亩数愈多，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数反倒愈低。(2)自有田地亩数愈少，其每个从事家庭工业者（即单位手工劳动者）全年从事家庭工业的平均小时数愈多，自有田地亩数愈多，其每个从事家庭工业者全年从事家庭工业的平均小时数愈少。(3)自有田地亩数愈多，其平均每家家庭工业全年出货的价值与赚利愈少；相反，自有田地亩数愈少，其平均每家家庭工业全年出货的价值与赚利愈多。(4)全年全家的一切收入愈高，其从事家庭工业的赚利占全年全家一切收入的百分比则愈低；相反，全年全家的一切收入愈低，其从事家庭工业的赚利占全年全家一切收入的百分比则愈高。其中，全年全家一切收入在某个限度以下（如在大西涨村以350元为界），其平均每家全年出货嫌利逐渐增高，相反，在这个限度以上，其平均每家全年出货赚利则逐渐降低。（注：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版，第11-18、417-482页。）可见，对绝大多数中下层农户来说，副业收入高则高矣，却依然不过是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最早对华北近代农民收入水平给予盛赞的是慈鸿飞先生，事实上，也正是慈先生的如许论断最具夸张性和随意性。他依据而且仅仅依据上文提及的李景汉1928年有关34户农家的调查，认为以中等水平计，定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为50元，按货币购买力折算，至少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000元；而“按1991年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按1991年价格），1994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1220元”，“此数比30年代定县的农民收入水平高出有限”，“这些数字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应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唯一取向，舍此没有出路”。（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应该说，慈先生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断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将今天的市场经济与旧中国的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并将这样一种结论建立在以上所谓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恐怕大多数学者都不敢苟同。由于我们不清楚慈先生是按照怎样的标准来确定20年代末与90年代初货币购买力折算标准的，故不敢对之妄加评断，但如果对这两年被调查农户平均每人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清况做一比较，大致还是可以看得出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下之分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1990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686.31元，如以慈先生折算后的数字为准，不足1928年定县34户农家人均收入的70%，但是年人均消费的粮食、蔬菜、肉蛋、食油糖酒等，分别为262.08公斤（细粮215.02公斤）、134公斤、17.14公斤及12.81公斤（其中酒6.14公斤），而1928年每等成年男子（约等于1.27人）相应食品的平均消费量，则分别为443.18公斤（其中甘薯263.93公斤）、202.45公斤、2. 28公斤及5.10公斤，人均消费量为348.96公斤（甘薯为207.82公斤）、159.40公斤、1.80公斤及4.02公斤。（注：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21页；《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99、313-316页。）两者孰优孰劣，自不待言。即以河北省而论，1990年农户人均纯收入621.6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人均食品消费的质量结构仍然优于20年代，其消费的粮食、蔬菜、肉蛋及食油糖酒等分别为231.05公斤（其中细粮160.86公斤）、148.67公斤、9.49公斤及7.91公斤；按现行价格计算，人均食品类消费占生活消费品总支出的49.05%，远低于1928年定县农户的恩格尔系数(69. 23%)。
    于是，从慈先生的推算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一方面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民，经济收入高，生活水平却是绝对的贫困，另一方面则是90年代初的农民，经济收入远低于20年代末，但却过着接近小康型的生活。经济收入（以可比价格计算）与生活水平之间居然呈现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反比例关系，大约是迄今为止任何一家经济学理论都难以合理解释的，姑且不论到了1994年农民年均纯收入增加到1220.98元，亦即1990年的1.78倍时，农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当然，我们如果以30年代的富裕户和今天华北农村处于平均数以下的多数农户做比较，其间的差距可能不会太大，但这一现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反证旧中国农民收入水平的惊人之“高”，相反，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亦即今天的华北农村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让绝大多数农民都过上小康生活的阶段，也就是说，今天的华北农村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新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关于1997-1998保定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97-199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7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