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放手让农民组织自治，鼓励农民组织发展公共资产，提升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可能提高公共资本的投资效率和管理效率，而且还能收到加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农村新文化的效果，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能产生保护的功效。
第四，政府需要协调小农户社会保护与农村城镇化的社会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30年50年甚至100年后农村依然存在，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和问题的性质不同而已。经历了百年农村改革，迄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已经相当接近的日本，还将国土划分为都市区、平地农业区、山地农业区、中间（都市与山地、都市与平地）农业区、以及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都市区总面积最小，只是人口密度和宅地达到一定比例的区域，在此之外的区域都依照自然环境即耕地比率和森林比率划分为其他区域。而农业区的大问题是人口稀少，老龄化程度高，发展前景堪忧。近几年，日本政府立法允许公司进入农村和农业，发起农业法人法制化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农村的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不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都证明城镇化并非是消灭农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就地实现现代化，即农村居住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朝向现代方式演变。在这种演变中，农村居民拥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是在人口密度大、工作紧张且受人支配、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但是人居环境相对差些的城市里生活，还是在人口密度小、工作由自己支配、生活相对单调，人居环境较好的乡村生活。当选择城市的人们并非出自经济理由而是一种生活偏好时，小农户社会保护战略的社会人道价值就昭显出来了。
第五，政府需要协调小农户社会保护政策与其他各类单项政策，例如农村土地政策、增收政策、反贫困政策、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农村教育政策以及建设新农村的投资公共设施的政策等等。这些单项政策都有明确的单一的功能性目标，都可归入具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总体而言都有一定效果，。但是缺乏总体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缺乏社会政策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
当代的中国遇到极好的历史发展机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在西方话语霸权面前，能不能从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中走出新的高度，既借鉴其他各国文明的精华，又排斥已经被证明为糟粕的现代病，这是对中国政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严峻考验。
当今的中国改革到了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搞好了可能推进中国的发展走上高速公路，搞得不好，会走上歧路。在这样的时刻，在如何看待纷繁世事当中，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一种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一种文化的大自觉。换言之，在战略转变关头要想大问题，要有大战略、要干大动作，要相信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的。搞好大战略，再加上精心实施，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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