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下，加大了农民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和风险性。



　　（2）上下对口的行政制度是乡村过度负债和农民负担重的根源。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业务上条条管理，服务上由社区负责。在这种职能条块分割的行政制度下，许多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以拨款和物质相威胁，要求下级政府设置对应的机构，因此，目前连乡镇都与中央“一线牵”，七站八所一应俱全，导致了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少的乡镇70—80人，多的达200人，站所“吃饭问题”，除了过度举债，就是向乡镇企业摊派。但是由于近几年乡镇企业效益不好，乡镇的“油水”不多了，农村基金会垮了、散了，借钱也没有路子了，于是在支出刚性的约束下，只好在农民身上打主意，导致农民负担屡减屡增，成了一块难以治愈的顽症。



　　（3）轮换为它的干部任期制度和缺乏客观依据的干部考核制度导致乡村社区管理的权责不对称，以及过度去追求政绩。在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负责人追求任期内的轰动效应，不顾地方长期规划和发展的连续性，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打着“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幌子，超越地方财力大办“面子工程”、“可视工程”，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同一地点、同一项目搞“张书记开横沟，李书记开直沟”的多重“重起炉灶”的行为。



　　上述农业制度的缺陷表明，农业为单独一项或几项制度安排的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在其他制度结构和整个制度环境没有出现突破的情况下，单独一项或几项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本的状态。因此，应进行农业经济制度的整体创新和重大调整，即必须对其动大手术，从产权、组织、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从渐进式的“包围”战略转向较为关键的“攻坚战”。只有这样才能从众多的制度瓶颈中突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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