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则被视为主观的、不真实的。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一直致力于帮助观看肥皂剧的女性观众获得和观看所谓“严肃节目”（如新闻节目）的男性观众一样的尊重和权利。就知识获得方法的再认识而言，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肥皂剧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即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重新进行概念化”。[9] 这一共识是与对传统学科的主题与结构进行解构，对传统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和“真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倡导经验与理论的结合的知识取向——同知识获得的方法的再认识密不可分的。 
80年代运用女性主义进行肥皂剧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美国评论家塔尼娅·莫德斯基（Tania Modleski）的《从今日肥皂剧中探索明天》（The Search For Tomorrow In Today’s Soap Opera）。莫德斯基深入到女性的家庭生活中进行参与性访谈，认为肥皂剧是为女性而做的，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女性叙述乐趣，而这种乐趣“完全适应家庭妇女生活的节奏”。一方面肥皂剧从来没有结局，因为每一集都使剧情进一步复杂化。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并引出新的问题。结局仅仅导致更进一步的紧张和痛苦。另一方面，肥皂剧的叙述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放置了更多的复杂的障碍，使得期待自身成为结局。因此肥皂剧给妇女生活的核心环境注入了一种微妙的女性叙事乐趣。[10] 这种乐趣既能适应女性“为他人打扰的需求”（她必须接听电话，跟邻居说话，接收邮件，照料孩子，熨衣，准备食物，等等），又在宣扬“离开中心的艺术”[11] 的说教中获得乐趣。 
莫德斯基的研究代表了肥皂剧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看法，即肥皂剧的种种叙事体现了女性观看世界、处理问题、关照自身的独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肥皂剧用一种泛家庭的乌托邦幻景同女性观众密切联系起来，为女性观众构筑了一个符合她们愿望的虚拟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女性观众可以暂时逃离父权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


三、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重建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的文化宗旨就是对传统的肥皂剧性别意识进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重新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祛除了父法魔力和权力之争的性别意识。由此看来，在理论和批评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无论如何都是一项颠覆与建构并重的任务。那么肥皂剧研究中，“性别”一旦凸现，首先就会使人发现其中标准的父权逻辑，就会使人反思女性观众被轻视、被排斥的历史。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传统肥皂剧理论话语的变革，一开始是出于质疑父权制的目的，因为，她们认为鄙夷肥皂剧的传统话语者正是父权文化的代言人，积淀着父权意识形态，为了发表女性主义的意见必须对这种话语方式进行突破。从电视中女性形象的歪曲、负面解释，语言运用中的性歧视含量，到展示男性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厌女症（Misogyny）话语，抨击不公正的性别权力关系，再到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解读和评价男女角色的电视形象唤醒广大妇女的女性意识。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带来了一次观剧和批评的革命，帮助作为观众的女性解除传统经验中的父权规范，由顺从型观众转变为抗拒型观众，促使原有的大众传媒标准发生松动，原有的大众传媒格局开始变化。然而，对父权意识的抨击无论多么激烈或深入，都只能为女性带来负面的、否定性的经验，要塑造女性（无论是作为传者、受众，还是作为文本形象）在传媒史上的积极、正面形象，必须去寻找女性的主体表达需要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完善，也要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找到适用于女性写作的文本——肥皂剧，其立足点建立于性别差异的辨析和认同。 
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性别范畴的进入，为肥皂剧研究拓展出大片学术领域。“性别范畴的确立既是女性主义的文化归宿，同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变革意义，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渐趋平和，性别却渐渐成为学理上的三大差异范畴之一。女性意识一旦稳固了自己在文化中的位置而不再画地为牢之时，也就是它向性别敞开、确立性别范畴、进行性别研究的时候。”[12] 如果说性别意识最初的产生是女性主义土壤滋养的结果，是文化思想、理论演化中的西方形态和西方事件。那么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性别意识，性别意识作为批评方法和理论意识，已渐渐获得了更宽泛的意义。不仅如此，在肥皂剧研究上通过重建性别意识，可以使女性在“私人领域”获得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权利。 
由于社会行动被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且前者被界定为男性的活动范围，后者被界定为女性的活动范围，因此社会科学对与男性相联系的公共领域的研究为正统，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与女性相联系的所谓私人领域的研究。社会学家强调官方的、公共的行动者和行动，将同样重要的私人的、支持性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和行动研究排除在外，而这些往往是女人参与最频繁的领域。“结果，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仅未能充分考察女人的活动，甚至歪曲了女人的活动，而且不能理解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因为我们没有将其最基本的进程之一，即存在于非正式的、解释性的框架与正式的、官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因素考虑在内。”[13] 
玛丽·艾琳·布朗的《知识和权力：肥皂剧观众的民俗志》文章中，把肥皂剧知识分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只有学会这两套知识的来源和体系才能解读肥皂剧。肥皂剧知识的口头文化包括肥皂剧迷之间对肥皂剧的探讨，整合他们对肥皂剧制作过程、肥皂剧演员、肥皂剧公司等方面的知识，并以此作为推测和推论的参数。书面知识是指肥皂剧迷们拥有肥皂剧和其他电视、印刷媒介来源的“跨文本知识”。这些指示代码使得观众能够使用和理解肥皂剧文本传递的人物、情节、主题和价值观。肥皂剧迷们掌握的肥皂剧知识使得在她们的私人领域中建立了一个有关肥皂剧的闲聊网络，这种闲聊网络似乎成为了女肥皂剧迷们的无穷的欢乐之源。这种闲聊网络建立了一条边界，一边是拥有肥皂剧知识的电视迷，一边是不看、不关心、也不理解肥皂剧的其他人。[14] 同时是否拥有肥皂剧知识，也能表示出两种不同文化的运作。在占优势的公共文化里，肥皂剧知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即便在私下的女性文化里，肥皂剧知识也可能像在公共领域里那样被抛弃，但是观众们——尤其是女性观众——一直很关心那些知识。于是被公众贬低的肥皂剧知识，在肥皂剧迷们的私人领域里被分享，得到了理解、共鸣。其作用不仅是快乐的源泉，也是一种参与的权力。 
布朗的研究表明，平时女性只能接受男性话语阵势强加的价值观：当她们用自己获得的肥皂剧知识建立独特的价值系统时，就处于占有知识的地位，构筑了一套“共享的私人话语”。这一话语使得她们能够证明自己在主流文化和肥皂剧文化中具有的资质，从而既提供了愉悦又赋予了权力。谈论肥皂剧提供给妇女们一种方式：她们畅所欲言发表自己观后的感想，和其他女性观众分享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仔细推敲剧情未来的发展、人物间的关系，从这种共享的知识中获得快乐，使她们的愉悦可以暂时超越主流控制。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社会学的推动意义表现在： 
第一，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性别这个重要变量，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经验。主流社会学中以男性为主体的研究者对女性的忽略、排斥和歧视，是男性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需要通过现有肥皂剧研究来加强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女性及与女性相关的议题，将女性观剧经验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以消除性别偏见，更全面、更真实地揭示社会的全貌。 
第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关注意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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