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与宋 明理学的关系，侯外老指出，梨洲虽然在思想体系上犹保留了“明道之余技”而留连于 理学的“枝叶”，但在基本上则自觉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反省于社会活生生的人类(注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 。)；关于全祖望与黄宗羲学说的关系，侯外老指出：“全谢山笔削枝叶，不失学者态 度。明人好为晚年定论之说，在晚年定论一命题下便渗入了后学的新观念，于根柢上发 展了前儒，全谢山亦然。不明这一点，无以言‘史’的思想过程。梁任公先生虽有夸大 清学之病，而把根柢放大，犹可见其一面，而冯友兰先生抹煞根柢，重视清儒之‘留连 ’者则失实远甚。”(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 ，第135-136页。)这些论断，在我们看来，都是合乎实际的确然不易之论。
　　第三，它科学地揭示了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本质。
　　在侯外老以前，梁启超、胡适之皆曾认为清代学术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这充 其量只是一种现象形态的类比；而侯外老用“启蒙”二字来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思 潮的变迁，才真正揭示了时代思潮的本质。
　　侯外老把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形态归结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说：
　　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 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 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 页。)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肯定王夫之具有“人权平等”的思想，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 录》类似“人权宣言”，其中“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并且“由人权的平 等推论到法律的平等”；又进一步阐说黄宗羲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指出“人文主义的 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哲学脉络相贯，而为近代启蒙者的精神”，“崇拜 个性”是启蒙学者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又肯定傅山反奴性思想“具有启蒙期个性 解放的进步性”。他认为顾炎武的“清议”论，“含有近代‘大宪章’里的‘自由’的 内容”，“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又说顾炎武的“经济思想的前提，是自 由经济与私有恒产”，而顾炎武之所谓“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更体 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自由、平等、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石，是“个人自 觉的近代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由以上论述可见，侯外老是深刻地把握了“启蒙”的 精神实质的。
　　第四，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思想之发展的关系。
　　与梁启超偏重于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考察“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观点相区别，侯 外老是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的过程入手，来探讨中国近代社 会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思想启蒙的曲折道路的。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 朝的嘉靖年间，即16世纪中叶。从嘉靖到万历，即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叶，是中国社 会发展的时代转折点，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社会内 部的新旧矛盾作了考察。
　　一是考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土地私有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他极力说 明，这种状况与19世纪在俄国发生的情况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即在于由身份性之转变为非身份性”，土地日益卷入商品流通之中，经营地主的势力 在扩大，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在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才以“一条鞭”法 的法典的形式确立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
　　二是考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 的生产方式，而16～17世纪的中国，则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雇佣 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场。
　　三是考察中国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侯外老指出，在中国的16～17世纪，“商业 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对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 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仅沿海苏、浙、闽、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 营组织，内地的川、陕、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注：侯外庐：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
　　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 想家的思想上。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 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老为 我们树立了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二
　　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没有说过 ，倒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现象形态的考察上发现清代学术类似 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侯外老透过现象而洞察本质、提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启迪。 因此，如今学术界流行的那种认为早期启蒙说是“唯物史观的教条”的观点，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侯外老不存学派偏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并获 得启迪，由此而自创新说，正表现了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襟和理论卓识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第一，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 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 的历史性根芽。
　　在西方，“东方文化否定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天生就是自 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 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 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 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 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 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 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 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 ，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 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 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 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
　　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 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 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 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 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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