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无葬身之地。

　　我想以上说辞会引起某种误解，有人会质问“批评何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批评体制化的危险性。90年代中期，美术批评界为了清理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搞了两三届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想凭借集团批评的力量去提升提名作品的市场价位，结果不得而知，自然无功而返。分析这样一个批评体制，无非是再建立一个多数表决的新美协，只能推举老中青、左中右共同认可的学院派艺术，与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关系。批评不可能是集体活动，只能是个人对艺术事实的思考，只能是思想对于艺术现象的发现。如果说批评和策划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能是通过艺术策划，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倾向，而不是要把批评家权威化、权力化、体制化。当代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方式，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方案艺术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次性的、非样式化，不可收藏和难以系统化的。其间包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批判倾向。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关心前卫艺术的文化官员按国际规则在中国建立一套艺术运作体制。在我所敬佩的同行们热心建立体制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第一，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当事人千万不要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心态，认为自己就是前卫艺术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体制正在走向而不是已经完成民主化进程的时候，自由的、个体的、野生的和民间的前卫艺术一直是推动这种进程的力量，我们必须保护这种力量。第二，中国美术的多元化是前卫艺术家和前卫批评家多年努力的结果，是争来的而不是恩赐的。我们在反省革命与反抗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艺术创新仍然有助于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正象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将适合需要的野生动物家畜化、家禽化一样，前卫艺术的许多成果必然会进入到国家体制和官方体制之中；但也正象野生动物不可灭绝一样，前卫艺术不可能完全被体制化，尤其是创作的发生。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自然、自发、自在、自主和自由的艺术力量，应该允许野地和边缘的存在。作为批评家，我将永远聆听那些来自“荒野的呼唤”，而不管既成权力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声音是多么权威、多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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