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有个牧人站在山上听见它的轰隆声”（《伊里亚特》７５页）。这样的比喻在《荷马史诗》里举不胜举，最显著的特征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喻体同令人毛骨耸然的被喻体之间的组合，在现代人看来，这种组合使野蛮残忍的情景产生赏心阅目的美感效应，从而使整篇史诗在张扬其崇高之美的同时，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味。 《荷马史诗》喻体和被喻体之间的组合特征在《诗经》的比、兴、赋的应用中绝对不存在。《诗经》对喻体和被喻体关系处理上是慎重的，被喻体的选择十分注意对血腥场面的回避：“王旅 ，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常武》》，这类经常出现的比喻使《诗经》中的战争诗篇贯穿着一种宏伟的气势，既体现了崇高之美，又避免了《荷马史诗》中的血腥气味。 在对战争双方关系性质的构成和情感态度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诗经》里战争双方一律构成一种“不对等”关系，即东方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对抗（或者说“东方式”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因此，冲突双方组合成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具有经过伦理价值判断后的褒贬倾向，而诗人们的感情投入也是爱憎分明。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汉民族战争暴力观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结果。伦理性质的“终极关怀”是对武功肯定与否的唯一尺度，既然为道义而战，必有一方代表道义，有一方代表非道义，双方必然构成一种善与恶、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爱与憎的关系。 《伊利亚特》则不然，冲突双方构成一种“对等性”关系，诗人们对战争的双方一视同仁，一样地歌颂赞美，一样地同情怜悯，因为古希腊人尚武精神的本质是对力量的崇拜，而敌对双方的战争英雄们恰恰又都是这一力量的象征，又因为古希腊人崇尚的“自由”包含不受奴役和奴役他人的两重涵意，这就意味着对征服与反抗征服的双重肯定。所以，诗人们对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都给予英雄式的赞美，对战争双方的阿开亚人和特罗伊人的英勇善战给以同样的热情呕歌。他们对双方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情感的投入都是对等的，不会构成“东方式”的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不对等”关系。 《诗经》里相当一部分战争诗篇的主题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生活灾难和精神创伤：“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涉岵》，表达了出征的儿子对年迈老父牵肠挂肚；“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小戎》，这是形影相吊、空守孤房的年轻少妇发自深闺的情思；“王事多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出车》，这是远征戍边的人对家乡故里的怀念和思归。就是这样，战争给农耕生活造成的灾难以及给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的精神创痛终于在《诗经》中酝酿成“征夫恨”和“思妇怨”，并因之而升腾起浓烈的悲哀之情，进而派生出强烈的反战意识。这一特征几乎贯穿了后来两千多年的征戎诗，在“乐府诗”、曹操、杜甫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 与《诗经》相反，《伊里亚特》中所反映的战争，虽然造成了克律塞斯掳女之哀、普里阿摩斯亡子之痛、安德洛玛丧夫之悲，但是，这一系列战争带来的灾难和创痛并没有在史诗中形成类似《诗经》的悲哀以及强烈的反战意识。恰恰相反，在极端的尚武精神的绝对支配下、在毫无理性节制的战争审美意识的簇拥下，古希腊人把战争的苦难和创痛令人难以置信地升华为悲壮，形成崇高之美，成为激励人们战争热情的精神之源。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发现只有从战争与生存关系着手，区别出古代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战争审美意识的不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才能解释《诗经》与《伊里亚特》对战争题材进行艺术处理时的差异，并从文化深层理解古代希腊民族和汉民族各自的“战争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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