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道德形而上的视角切入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反思性研究、倡导在文学中重建道德这一维度虽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却也并不是一种奢侈和多余，反而来得正是时候。它显现了论者的学术敏觉与勇气，也是论者为了自己的人文理想而作的一次如同堂吉诃德式的学术抗争。
　　当然，联系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讨论道德形而上的建构时，或许会有论者指出，不是也有建构道德形而上的作品吗？的确，与向道德说不的文学不同，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叙事中也有祭起了道德形而上法宝的作品，以获得了读者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和《白鹿原》为例，无论是前者对最后一个理学家曾国藩的刻划还是后者对白嘉轩的塑造，都凸现了人物所具有的道德形而上精神，曾国藩和白嘉轩都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一种自我的自觉意志与信仰，内外的一言一行无不本于内心的道德律令，其道德人格确实显示出了震动人心的审美力量。然而勿庸讳言，小说中的道德谱系显然是一种旧道德，因而其现代性话语并不发达。这表明在当下文学实现自身的救赎时，道德形而上如张光芒所述的确可成为一种审美形式学资源；但同时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在谋求道德形而上重建时，在新道德形而上缺席中旧道德形而上随时有可能替代出场，对此应保持某种必要的警惕。与一些历史小说作家聚焦于旧道德形而上不同，张承志、张炜等人在坚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时，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表达了一种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不过他们或将一种道德乌托邦归于宗教或融入野地，从而在实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冲动中，走向了另一种偏至。
　　显然，这与新道德形而上还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百年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轨迹来看，新道德形而上的建构一直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问题，而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文学救赎的开始。吸取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各自的优长而不是缺陷，应当是今后文学的选择，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张光芒的论断对于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所在。如果依照张宝明的无视道德形而上缺乏的情感逻辑或者是陈晓明道德解构的后现代立场，这个启蒙文学失落的时代不仅毫无走向自身救赎的希望，而且还会继续失落下去。
[参考文献]
[1]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2（3）.
[2][3]陈晓明.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J].长城，2002（4）.
[4]参见张宝明.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J].河北学刊，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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