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一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的短短一瞬。……并不存在只有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类：缓慢流逝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社会史的时间；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史学家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飞跃。时间不再是一种根本无法把握的无形存在；它成了一个有自己脉搏、有不同节奏的活生生的事物。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感触到这种节奏，并进一步寻求勃动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什么。果能如此，史学家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将和艺术家的认识一致。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和他一样天才的学者的同样伟大的著作，将同运用风景描绘来表达自己对时空极限和人类生存的心理状态的探索的卡斯帕尔的经典作品一样不朽。对空间的认识更加科学。“结构”，在新史学家看来，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性”是指，历史是一个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整体，它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动。“微观性”是指，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不同层次有其自身的结构，对这些具体结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整体。新史学家把此与时间认识结合，普遍地采用“长时段”方法来考察历史。特定的时空组合使认识对象三维化，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观察、分析，作出最大限度的完整评判。尽管目前“长时段”的绝对内涵还多是五十年、百年或几个世纪，但是它的反溯和顺延能力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会是一条奔腾万里的大河，使人无从把握。新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它使史学美的展现成为可能。然而，新史学的缺陷又妨碍了史学美的展现。这明显表现在它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宏观历史比较学者的批评上。年鉴派领袖认为，斯、汤等人的历史比较与文化比较建立在一种空泛的哲学思辩的基础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根据和实证研究基础，结果既混淆了比较各方面的个性，又模糊了作为比较结果的共性。这一评论暴露了新史学潜在的危机。多少年来，史学梦寐以求的就是跻身科学的殿堂。在艰苦的历程中，史学终于摆脱了古代的幼稚、近代的偏狭，最终“长大成人”。但是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一些本不应该丧失的东西。在当代，人文科学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术语；历史学也不例外。计量史学的兴起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细碎，研究方法的日趋繁琐，完全与当代科学的潮流合流。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它同时也说明史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越来越没有了勇气。这种“个性”、“勇气”是指：面对史学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潮流，历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保持的一种理性的反叛精神——保持史学艺术化的胆量。斯宾格勒站在最富艺术性的史学家行列。他力图发现历史的春夏秋冬——历史的生命历程——的勇气，感召一个新的历史春天到来的宏大气魄，使他能同最伟大的艺术家相比。同样地，汤因比更加科学地论证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消灭，并力图构画世界演进的前景，正说明他有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与之相比，“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世纪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镇、一个乡村。新史学家对其的研究，恰如凡·爱克的新人肖像画描绘的那样：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与斯、汤的历史全景图相比，它就显得太渺小了。不能否认，对具体对象的最大限度的全面认识是认识历史整体绝对需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无论是新史学明显的学科扩张性——如费弗尔多次提出要用史学包容其它人文科学，还是新史学家提出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都说明了新史学不愿放弃史学固有的宏伟和博大。然而，对斯、汤等人几乎彻底否定的批判，在提出“整体史”口号后不久又对所谓“更加切实的具体研究”的强调，都说明反叛史学“技术——工具化”潮流的软弱。众多史学家满足于为小型历史结构作出详尽的解说。这或许是由于史学科学化的进展使得史学家要处理的资料、要涉及的领域太广所致。但也可能是史学家的“零件心理”的缘故。不过，无论零件加工的多么完美，倘若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史学家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因而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果存放在社会上。可惜的是，任务是让权利机关揽走的。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中，权力机关在利用这些成果时，不惜任意的曲解和改篡。最后抛向社会的大众的历史依旧是虚假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谎言和错误拼凑成的书籍、报纸、电视节目。然而，在政府包罗万象的今天，让历史学家不去依靠占有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员、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介，同时操纵着意识形态的政府，而去孤独地展现史学之美——这意味着既要解决巨大的物质困难，又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新史学家退缩了：一方面因为内心勇气的丧失；更因为意识到自己卑微的现实。难道史学美的展现真的成了浪漫派的蓝花——它只存在于理想和梦中？难道展现史学美也将和解读镌刻在月亮上的象形文字，也将和在带露的花瓣上书写诗歌一样虚妄？难道几千年史学的艰难演进，一代代史学家的劳苦，“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已经化为乌有？我们这些在今天仍然学习、研究和热爱着史学的人真的只能象蒙克画中转过身来绝望地呼喊的“他”一样把自己彻底埋进绝望的坟墓中去？

（三）超然冷漠TOP

摆脱史学目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史学家自身的完善——一种从身到心的艺术化。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由于技术合理性统治的强大作用，人们的思想意识、行动等等一切都日益一体化：对立面消失了。人们成为单向度的。马文·哈里斯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要使人民服从不能全靠恐吓和威胁，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使他们和统治集团一致，因壮观的国家盛典感到高兴和自豪。象宗教行列、加冕典礼、凯旋游行之类的公共壮观场面，可以抵消贫困和剥削造成的离心效果。在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之所以能一直统治人民，办法就是让他们观看格斗竞赛的宏伟壮观的竞技场面。现代国家也通过电影、电视、无线电播音、大型体育比赛、卫星运行、登月等强有力的技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使他们得到娱乐。那些受政府津贴的专家们通过现代媒介，把成千上万的听众、读者、观众的思想意识引入一条既定的轨道。而‘娱乐节目’通过空气或电缆直接播入贫民区的房屋或公寓住所，可以说是现代发明的一种最有效的‘罗马竞技场’。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不仅给观众提供娱乐从而阻止离心行为的发生，而且还能使人们不上街。但最强大的控制手段不是娱乐界的电子麻醉剂，而是国家控制的普及教育、教师和训练每一代人，提供为人们生活和福利所必需的技能和服务，这样做显然是在满足复杂的工业文明对工具及手段的需要。此外，教师和学校还花大量时间研究市政学、历史、公民资格、社会调查等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有很多关于文化、人民和自然的假定，它们都明显或暗示地表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优越的。很多教师和学生没有比较的观点，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课本、课程、课堂讲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现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逐渐获得了一种“幸福意识”：政府不断地许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而这些又不断地实现，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不满现实呢？这种情绪逐渐吞噬了所有高级文化——音乐、绘画、诗歌、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将会怎样？是甘心于碌碌无为的“循规蹈矩”，从而在现实中沉寂下去，还是……人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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