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  、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  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  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  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  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  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  、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写  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  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  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  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  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  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  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  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  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  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  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  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  (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  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  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  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  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  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  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  。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  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  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  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  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  。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  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  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  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  —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  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  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  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  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  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  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  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  。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  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  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  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  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  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  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  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  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  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  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  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  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  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  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  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  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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