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无比的规模，更在于使新兴的国际互联网与传统的有形媒体首度结合在一起。 合并后的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本身一路坎坷，引起世人贬褒不一，并再次走向分离。但事件本身作为一个象征，一个起点，其深刻文化内涵已经超过了并购本身的成败与否。这个拥有多种媒体的巨型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传统的有线电视节目，而且还有各种电信服务和在线服务。它代表的是通道与内容的结合，标志着新的网络传媒帝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用户提供各类内容丰富的资讯，从而形成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它不管成功与否，都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或者把一个趋势向世人昭示出来：全球媒体巨头有可能与领先的国际互联网联手打造一个新天地，以超级通道和超级内容的结合，以购并市值几千多亿美元的规模，将影响力波及到全球经济甚至政治地缘。这种类型的超大媒体的诞生，使有线电视、传统印刷、影视、音乐和国际互联网浑然成为一体，也极有可能将由数字技术带来的公平性降到最低的程度。 总而言之，对于媒介在文化冲突中的作用之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通过“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讨论得到实现的。以往的媒介研究传统受到了置疑，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要取消问题本身，而是在改变语词表述的强硬度和直接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对于社会、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受众来说，媒介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和多变的，传播秩序的平衡与平等问题始终存在。当前，全球媒体秩序发生了大重组和大动荡，媒介业内部一体化是一个趋势，另一个更加根本的变革是娱乐信息业与电信业的结合。它们将促使人们对“媒介帝国主义”和“数字鸿沟”的比较之类的问题继续进行思考。  [1] （英）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2] 陆杨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3] （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 [4] （法）A•马拉特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5]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页。 [6]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页。 [7] （英）戴维•莫利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页。 [8] 参见（英）戴维•莫利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9] 李金铨著：《传播帝国主义》，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4-35页。 [10]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1]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12]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14] 参见（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15] 王建华等[编著]：《神秘莫测网络战》，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16] 欧阳武著：《美国的电信管制及其发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354页。 [17] M·Tahrania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 279. [18] （法）A•马拉特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19]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20]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1]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22]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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