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网使用者的学历上来看——就全球范围而言，30%的人拥有大学学位，但这个比例在俄罗斯为55%，在墨西哥为67%，而在中国则高达90%。[14] 在宏观层面上，“数字鸿沟”的矛头再次特别指向美国在网络世界中的霸权地位。从美国官方和军方的一个研究项目到全球性的传播媒介，互联网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时期、相当程度的集中化——包括研究机构的集中化，研究资金的集中化，研究力量的集中化，以及研究地域的集中化，等等，它在美国得到独特培育的时间和程度超过了其他的电子媒介，超过了电影、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也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同步相联：在美国，最早的互联网研制者、接受者或用户大多来自大学、或者受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后来被扩充进去的商业公司也主要是由以这个国家为发展基地的多国公司所构成。 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雄厚国力，在网络技术上已经捷足先登；以美国为代表、或基地的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对网络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的控制，试图在以后的竞争中继续立于制高点的位置；无论怎样，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网络技术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运用它们的高科技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行网络霸权和信息殖民主义，则并非是人们多余的担忧。 有几个实质性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将网络中的“数字鸿沟”概念与从前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联系起来。 一是关于国家主权问题。 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担忧，即不平衡的网络技术和网络资源将会减少国家的主权。互联网的形成，是一场由美国人发起并主导游戏规则的革命。美国政府把“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视为国家基础结构的新基石，这样一条公路的发展，将对国家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家将不再以单纯的地域范围为限制，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中既包括区域性、地方性的社会组织，也包括各种超地域性的虚拟社会组织。“美国正是靠这条无形的‘公路’，无声无息地穿越了国界，很快裹起了整个‘地球村’，把自己的‘网络疆域’扩展到许多国家，对别国的‘网络主权’构成了威胁。等到他国醒来时，发现美国人那条‘公路’已经成了美国的新领土。”[15] 这里的“网络主权”牵涉的是凭借信息资源的垄断，达到技术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扩张。“网络主权”不是一种孤立的主权，也不是完全呈“虚拟”状态，而是与国家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密切相关，后者在未来社会中将越来越依赖于前者，依赖于信息遏制、信息威慑和信息封锁等等方面的力量。 二是所谓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原则的问题。 1999年7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发布了工作报告，全面阐述了管制互联网的基本观点和一贯做法。报告认为，互联网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且有今天的规模，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互联网本身技术上的开放性，另一个是联邦政府通信委员会所一贯坚持的自由的政策。“联邦通信委员会早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为数据通信业务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增值服务（信息服务）商作为电信业务的最终用户看待，不承认普遍服务义务，不交纳接入收费。从政策上支持了互联网的起飞。”[16] 60年代至70年代，围绕“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的最明显的斗争发生在以美国及其主要盟国为一方，而（受到前苏联集团支持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在那个时候，面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指责，美国也正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为主要的辩护理由，来反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努力。因为在它看来，强调不平衡的媒介流通将会减少国家主权的观点，势必要求政府和其他国内力量对新闻媒介进行控制，这样，从一个角度看是违背了美国人一贯信奉的信息自由流通和新闻自由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商业媒体利益。直至2000年，主张对互联网进行最小限度管理的意见仍然在两个方面占有上风，一是反对政府立法干预，二是反对就网络征税。美国国会决定暂时对互联网延期征税，而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被用来作为反对网上内容限制的依据。 网络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衡表现在网络用户的比例上，表现在网络内容的绝对数量上，表现在计算机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在网络的通用语言上，也表现在电子报刊的发行量和不同传播媒介的融合度等方面。当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呼吁、并采取措施以求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时，美国政府还是打出了它所一贯强调的“信息的自由流通的原则”的旗号，主张“各国政府应拆除全球互联网扩展的人为障碍”，在政策上则支持信息尽可能最广泛地穿越国界的自由流通，包括万维网页面、新闻和其他信息服务，诸如网上购物、广播和影视娱乐节目、艺术欣赏等都可以被普遍接触、并通过互联网得到交换，所有商业企业、学校、图书馆、政府和其他非赢利机构发布的信息也适合于这样的规则。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被延伸到了数字时代。 三是“文化侵略”的问题。 这里的文化侵略仍是所谓强势文化的侵略问题。如何界定“强势文化”？如何会将强势文化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联系在一起的？60、70年代的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从数量上予以论证，论证的主题是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传媒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媒体覆盖全球。网络传播兴起之前，人们谈论媒介帝国主义的论题时，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世界上大约10%的人拥有世界上大约90%的媒介”。其具体表述是，据20世纪8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了美国电视节目的中转站，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国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但其放映时间却占全球影片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 [17] 更带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推论由此产生，即从上述数量统计出发，揭示美国政府的强烈的文化侵略的主观意图和政治策略，而手段为是鲜明的政治宣传和政府干预。基本思想是：这样一个想称霸世界的国家，必定是将文化扩张作为其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对应物、补充物、促进物和交融物。而凭借覆盖全球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竭力推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再进一步的做法是从数量比较过渡到对于无形渗透问题的揭示。即：借助于向别国输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美国媒介有意无意地表现它们关于地位、价值观念、个人品行、性角色、年轻人和种族的独特论题，所以令人担心的不仅仅是每千人中电视机的拥有量、媒介内容的比率、输出与输入差异等方面的数量测度，还在于其背后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和某种强求统一的精神压力。 网络传播的大扩散再次使强势文化的问题突出起来。讨论的方法和角度与上面几个方面有类似之处，甚至与当年“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发展脉络相似，网络时代的讨论也是先经历普遍的主权担忧，制度批判，关于网络传播内容的文本分析和输入国家的特殊研究则滞后一步。并非所有比较早的研究都会同时反映数量比较、文化探讨和政治策略等方面的内容，而是各有所侧重，相对来说，过去几年多为数量比较，文化研究的分析还限于较小范围。 尽管网络传播兴起的时代与60、70年代“媒介帝国主义”讨论的背景大相径庭，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像那样浓烈，但意识形态形式本身的变化，网络传播独特的研制与扩散过程，加上以往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使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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